再读：“荆南监军崔潭峻甚礼接稹，不以掾史遇之，常征其诗什讽诵之。长庆初，潭峻归朝，出稹《连昌宫词》等百余篇奏御，穆宗大悦，问稹安在，对曰：‘今为南宫散郎。，即日转祠部郎中，知制诰。”崔潭峻，就是史学界说的朝廷宦官。然而崔潭峻不把元稹作为被流放的贬官看，而是以礼相待，也是看中了元稹的文才，时常搜求元稹的诗词歌赋诵吟。这里也不存在元稹巴结宦官的问题，更无“投降变节’’可言。何谓投降变节?乃先攻击其人而后投靠其人，以致改变原来之节操，改变原有的品行。元稹是否如此呢?让我们来看一下崔潭峻与元稹之关系。
早在元和九年(公元814年)秋，元稹时贬江陵为士曹参军，严绶是山南东道节度使、淮蔡招讨使。而崔潭峻是山南东道节度使，都是元稹的直接上级。他们在一起奉皇上的命令，招讨淮西吴元济叛军，是一个派别的。而元和十五年，元稹为膳部员外郎时，受到崔潭峻的优待，他们仍然是一个派别。也没有先反对崔潭峻，而后又去投靠巴结崔潭峻之事。正如元稹在《同州刺史谢上表》中所言：“始自为学，至于升朝，无朋友为臣吹嘘，无亲戚为臣援庇，莫非苦己，实不因人，独立性成，遂无交结。”因此，可以说，元稹从来就没有阿谀奉承的恶行。
其实元稹得到提拔的关键，还是穆宗皇帝。穆宗看了崔潭峻呈上元稹的《连昌宫词》等百余篇诗词后，发现和了解了元稹是个人才，于是破格提拔，不避非议，大胆启用人才。为何如是说呢?因为提拔元稹为制诰后，朝廷内的人“以书命不由相府，甚鄙之。”也就是说，在当时提拔知制诰者应是从相府中选举，而元稹从一个南宫散郎一下提为制诰，当然要受到鄙视，不明真像者倒真以为元稹是靠依附巴结宦官而连升数级的。殊不知，当元稹替皇帝写的诰封一出，却“迥然与古为侔，遂传于代，由是极承恩顾。”这不但使朝中原来鄙视元稹的人心服口服，转变了看法，而且更加得到皇上的器重和赏识。器重元稹在《连昌宫词》中“年年耕种宫前道，今年不遣子孙耕。老翁此意深望幸，努力庙谟休用兵”的远见卓识，赏识元稹的“《长庆宫辞》数十百篇，京师竞相传唱”的文学才能。试问，象元稹那样有才能的状元郎(进士第一名)朝廷都不用，那又要用什么人呢?
然而，为何元稹在朝廷内屡屡受挫?为何元稹时常受到诽谤和中伤呢?这里应该再看一下裴度与崔潭峻、元稹的个中原因，是大有裨益的。
著名的元白研究家陈寅恪在《元白诗笺证稿》中载：“潭峻为元和逆党，即弑宪宗之党。而宪宗于元和十五年正月二十七日被弑，穆宗嗣位。次年，方改元长庆。当宪宗之世，主持用兵者，宰相中有李吉甫、武元衡、裴度诸人。宦官中有吐突承璀。然宦官亦有朋党，与士大夫相似。其弑宪宗立穆宗及杀吐突承璀之诸宦官，世号为“元和逆党’。崔潭峻者，此逆党中之一人。”这就是说，重用元稹的崔潭峻，是推翻宪宗的逆党(姑且这么说)，这批逆党受到新登位的穆宗重用。而裴度是忠于宪宗的旧臣。因此，与崔潭峻等人是有着根本的分岐和敌视。而崔潭峻等人也是杀吐突承璀之诸宦官的。究竟谁是宦官呢?陈寅恪先生在《元白诗笺证稿》中说：“此事始末，非本文所能详尽。”其实《辞海》载：“裴度晚年以宦官专权。”当然，陈先生也就因此而“非本文所能详尽”了。事情虽然错综复杂，然而，我们还是能够理出一条清晰的线来，即元稹检举了吐突承璀劳役百姓，罚处了吐突承璀朋党如刘士元、仇士良之流的贪赃枉法，奉旨查办了宰相裴度等的子弟、兄弟亲戚考进士做弊之事，揭穿了裴度欲报私仇两度数次诬告元稹之事。赞成崔潭峻反对宪宗听信吐突承璀等之流的谗言，拥护新登基而重用他的穆宗。这实际上是维不维护国家法纪，坚不坚持正义的大事。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力行动。如果依此观点去看待问题，分析问题，那么，元稹为何常遭贬谪，常被诬陷，常被诽谤，则不言自明了。
明了元稹遭受的冤假错案，让我们再考订元稹“信道不坚，乃伤所守附宦官贵得宰相”之出处，此说在后晋人刘驹监修的《旧唐书·元稹传》中并未出现，而是出自宋代宋祁编的《新唐书·元稹传》(欧阳修编五代史)。《新唐书》在后，而《旧唐书》在前。我以为，《旧唐书》更接近于元稹那个时代，更能准确地评价元稹之德行。而《新唐书》的编修者明显地受后来谣言的左右，以至于使元稹蒙冤至今。 只要我们认真地去读一下元稹当时对诸事件写给皇帝澄述的文章，便会一目了然。那的的确确是一连串的冤假错案。元稹虽然数次担任辅君匡国的要职，担负济世为民的重担，但是，却非常短暂。其中最长的任职是一年的监察御史，最短的是尚书左丞，在位不到一个月，五次要职总共仅两年零三个月。而前后遭贬、流放则达20年之久。元稹啊，真是一个饱受苦难，历尽沧桑之人。他在那么多的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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