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的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已经改变了自己的方针。
早在这年8月1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就以中国苏维埃政府和中共中央的名义发布了一个《八一宣言》,呼吁结束内战,共同抗日,组成联合政府。
国内政治形势也相继发生了重大变化。日军侵入华北,汉奸殷汝耕组织所谓冀东自治政府。12月9日,北平学生举行声势浩大的抗日救亡游行,这就是有名的“一二·九”运动。
12月下旬,中共中央在瓦窑堡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确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正是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华民族解放的先锋队,要“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
一个要剿灭“共匪”,一个要联合抗日。怎么办?
为了民族大义,也是为了红军的生存,初到陕北的毛泽东,于四面重围之中,不断地操起毛笔,给一些受命“围剿”红军的地方势力派人物写去一封封声情并茂的信件。
在这些信中,他找回了久违的传统古文感觉,再现出他青年时代激扬文字的灵气。
你看—
“……驱除强寇,四万万具有同心;诛戮神奸,千百年同兹快举。鄙人等卫国有心,剑履俱奋;行程二万,所为何来?既达三秦,愿求同志。倘得阁下一军,联镳并进,则河山有幸,气势更雄; 减少后顾之忧,增加前军之力。……重关百二,谁云秦塞无人; 故国三千,惨矣燕云在望。亡国奴之境遇,人所不甘; 阶下囚之前途,避之为上……”
这是1935年12月5日写给杨虎城将军的一封信。
不分党派联合抗日的民族魂灵和真挚情感,跌宕其间。
典雅高古的骈体文句式,至今读来,还觉回肠荡气。
中国人谈兵,羽扇纶巾的诸葛亮总要比赤膊上阵的许褚更胜一筹。
可以想象得出,当杨虎城这些戎马半生的军人展读这文采斐然的词句时,他们肯定在心里构想着毛泽东的形象—
他是个拿枪杆子的军人,还是握笔杆子的文人?
是文人,怎么能把几万濒临绝境靠吃草根维持生命的红军带出死亡的峡谷?
是横刀跃马之辈,为何又有如此陈义高古而又华丽动人的神来之笔?
或许,他们觉得毛泽东多多少少是—
一个站在传统的根基上胸怀大志、谈论理想的人!
一个站在民族的立场上卧薪尝胆、奋发有为的人!
一个在沉落起伏中傲世独立、纵横捭阖的人!
一个上马击狂胡、下马草军书文武兼备的人!
一个不大容易说清楚却充满诱惑和魅力的人!
不是偶然的巧合,当民族危亡压倒一切的时候,当最需要每一个中国人都激发起深远博大的爱国情怀和力量的时候,当最需要用民族的传统和自尊来感召世人的时候,毛泽东,站在了西北高原茫茫的黄土地上、奔腾的黄河岸边。
正是在这孕育华夏民族的摇篮之地,毛泽东怀思几千年的文明波澜,写出了他一生中最杰出的诗篇。
如今的黄土高原、黄河水流,还有那黄色天际,却沉默着。
可几千年中华民族的煌煌历史曾从这里出发和奔腾,也在这里沉淀和平息。而未来的中国,是不是也将在这里孕育、发芽和积累呢?
真正让毛泽东感受到这点,是1936年2月过黄河的一瞬间。
1936年2月上旬,红一方面军以“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的名义,在毛泽东、彭德怀、刘志丹的指挥下,从陕北清涧渡过黄河,发起东征战役。目的是在山西西部开辟局面,然后根据日军对绥远进攻的情况,再由山西转往绥远直接对日作战。
渡河部队秣马厉兵,在黄河沿岸集结待命时,发生了一件趣事。
当时,红军各级指挥员所用的手表多是战斗中缴获的破表、旧表,型号不同,快慢不一,各部队经常因未能遵守时间发生争执和扯皮。为避免贻误战机,毛泽东向各路渡河大军发出命令:“渡河时间不可参差,一律2 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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