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早年与南通张骞、与无锡荣家兄弟、与胡厥文为首的上海迁川实业家、与浦东穆偶初、与上海刘靖基、与南京刘国钧、与天津李烛尘、与四川民生轮船的卢作浮等等都有着长年的交情，曾起过实业家们的组织者的作用，毛希望新中国成立后，黄这个并非是实业家的教育家来牵这个中国实业家们的“头儿”。同时，毛还希望黄起到向实业家们传递、解释共产党政策的“中介”作用。整个谈话，毛言辞恳切，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对毛的这一重托和委任的新角色，无论是出于对国家的责任、还是对朋友的考虑，都令黄难以推却，接受了下来。

　　双清别墅谈话是继延安谈话之后黄与毛之间的一次重要的思想交流。这次谈话，奠定了黄在新中国成立后国家政治生活中的角色。同时，黄、毛二人的友情也从20世纪20年代的神交，1945年延安的初交，如今在新的事业开始之际达到高潮。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年代里，黄对毛是从内心深处钦佩的，共产党人公而忘私，为贫苦人们所做的一切深深打动了从小苦出身的黄，长年追求人类平等、社会正义的理念，在共产党的许多政策中间得以体现，所以黄接受共产党的领导也是真诚的。

　　新中国成立后的黄在周恩来两次来家动员下，打破了不做官的老规矩，接受了政务院四个副总理之一，分管轻工业。次年，中央成立以陈云为主任的中央财经委员会，准备安排黄与薄一波出任中财委的两个副主任。黄考虑到自己七十又四的高龄又身兼数职，故推荐了老友——北大校长马寅初代替自己担任副主任，只接受中财委委员一职。
　新中国成立后尤其五四年前，毛经常向黄咨询有关政策，有时夜半之时黄被从睡梦中唤起，赴中南海丰泽园与毛晤谈。黄向夫人，也是自己的事业助手姚维钧交待，任何时候毛主席或其他中央领导来请，都不得延误。有时候，黄从毛处回来，兴奋不已，虽然已至深夜，仍又伏案疾书起来。

　　肯谏敢谏，真诚为人

　　黄炎培是真诚的人。与毛泽东的许多党内同志和党外朋友一样，对毛的政策并非是件件都理解和同意，并非是所有都予以首肯的。在若干政策上，有些不乏是重大政策，黄是有所保留的。

　　对毛泽东的不同意见，黄有些是当面提出，有些是去信表达，有些则是回避口笔交锋，而在相关会议上提出。就向毛提不同见解方面而言，黄堪称是一位肯谏、敢谏的典型。正因为此，在“文革”后的纪念文章中，黄常常被称作共产党人的“诤友”。

　　与黄的肯谏、敢谏相对应，毛对黄这位以师长相待的朋友，尤其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是很尊重、很客气、很宽厚的。对黄提出的意见，有的听取，有的采纳，有的参考。例如现已披露的黄提出的关于“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命名，关于江南文化景观（周庄）的保护等建议，毛都欣然接受。

　　从1949年开始，黄炎培亲笔给毛书信一百零几封。尤其是在新中国成立初年，有时候一个月要写两三封。有的信洋洋几千字，有的信则只有简短的问候。

　　毛亲笔给黄书函60余封。有的信吐露重要决策，有的则是寒暄问候；有的长达数百言，也有的短短百余字。信函往来中，有政见相同时的拥戴和好评，也有政见不同时的商榷；有一般的友情致意，也有发自内心的感慨与流露；有率直的批评，也有婉转的提示。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毛泽东字润之，黄炎培字任之，音相近，只一字之差。因此二人纸笔往来时，黄多称毛为“润之主席”或“毛主席”，而毛称黄为“任之先生”、“任老”或“黄老”或“黄副总理”。应当说，即使到了“阶级斗争”如火如荼的年代，毛与黄无论在相见时，还是书信中都还是以礼相待、客气相往的，多年的交谊还是保持了下来，未受某些政见不一而中止，在那个年代也堪称难能可贵。“文革”中还是学生的我，已然明白毛泽东信函的价值，所以在母亲姚维钧受害致死后，我把它们收藏起来，以后无论下农村、上干校，我都携带在身边，不敢有半点闪失，直至“文革”结束后，呈交给中央有关部门。

　　1965年底，在愈演愈烈的阶级斗争的气氛中，黄溘然长逝。1965年12月初，恰黄在北京医院弥留之际，他根本已不可能知道毛正在上海召开会议，把忠诚自己多年的罗瑞卿打成“反党”。而对罗，黄是很熟悉的。黄与罗在解放初期，曾就镇反问题数次交谈过，罗也到过黄家，黄几次向人夸赞罗的认真缜密的工作作风。当然这位相当一段时间以来已远离了现实政治的老人，对党内斗争知之不详，根本不可能了解中华大地上已经和将要发生的悲惨一幕。

　　然而在他尚为清醒之时，只要他认为可行的情况，这位倔强的老人依然要运用自己的影响去坚持正义，他在一次公开的会议上，为被打倒的党内老同志李维汉评功摆好，台下人群试图打断他这不合时宜的讲话，但他不为所动，照讲不误。

　　“文革”结束后一些党内健在的老同志，包括五十年代与黄激烈争辩过的人，都曾夸赞过黄的为人。胡耀邦、彭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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