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的作用都不是单向的。它们既能增加物质财富,促进经济增长,又会产生负面效应,如浪费资源,破坏生态环境,造成大量的不良品损失、人为事故以及诸多社会问题等等。”梁言顺说。
  毫无疑问,任何理论的前提假定的片面,必然导致理论本身的片面性。梁言顺研究的结果是:如果把要素投入效果的二重引进增长理论中,那么几乎所有西方经济增长理论的结论“都需要重新推敲和修正”。
  这可是个比获取十个诺贝尔经济学奖还要艰辛的重量级课题啊!
  “只求增长不顾代价,只计眼前利益不为未来着想的经济政策,必定会造成经济增长与沉重代价并存的局面,这已为近现代经济增长的历史事实所证实。”梁言顺在证实西方经济理论的缺陷时,也在证实自己的观点的正确性。
  “资源、生态、环境等问题,是发展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经济增长理论不应该涉及这些问题。”权威人士反驳梁言顺。
  “不对。”梁言顺用自己的研究成果立即给予回击:“这种观点是站不住脚的。因为一方面经济增长的本义就是国民生产总值或国民收入或说是国民财富的增加,而经济增长的代价(仅就代价的经济意义看),表现为国民生产总值或国民收入或说国民财富的浪费与减少。人类追求的经济增长应该扣除了代价以后的纯净的经济增长——请注意,在这里经济增长与减少代价具有同等重要的经济学含义。因此把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人为地割裂开来是没有道理而且是违反经济学规律的。另一方面,西方经济学界长期以来形成一种认识极其有害,似乎只有不发达国家或者是发展中国家才存在着资源浪费、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等一系列问题于似乎这些代价问题自然而然地成为了发展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了。其实造成全球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及生态破坏严重的国家正是那些发达国家。像美国、日本的事实还不够说明吗?”
  美国和日本的事实当然最能说明。世界第一强国的美国,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它的发展速度超过任何一个国家而成为第一“超级大国”。它的工业化程度和信息化文明够可以的吧,但美国无法摆脱它是目前世界上“环境污染大户”这顶黑帽子。据联合国环境计划署提供的数据表明,美国仅占全球人口5%的人口却排放的二氧化碳占了全世界的24%!人们肯定都记得一份名为限制二氧化碳排放的《东京议定书〉》,别的国家都签了字,唯独美国不干。为什么?因为它做不到。它要真做到了,它的经济增长会倒退十年、二十年,过惯好日子的美国人怎能干嘛!再看看美国人为何起劲地在中东那儿时不时地发动战争,瞎子都看得到,中东那儿是取之不尽的石油呗!
  日本的教训不在其下。日本最大的化工厂“千素公司”,因为把甲汞释放到了周边的水俣湾中,致使2248人居民被证明患上了“水俣病”,其中1004年已经死亡。这个厂所排出的甲汞如果不加控制,厂方每年要向居民支付的损失费高达9700万美元,等于每年要从利润中拿出近三成的钱来应付这种赔偿。而这仍然不能扑灭周围居民想“砸烂工厂”的愤怒之火。
  世界就是如此不公平,越发达的国家,越给全球资源和环境造成浪费与破坏的人,却越在使手划脚地指责那些为了生存而发展的落后国家。
  同样的逻辑,在中国的一些人眼里也存在。早些年北京被一次又一次的沙尘暴刮得走路抬不起头。于是京城的那些穿着高档羊毛衫制品的绅士们听说造成沙尘暴的罪魁祸首是一种吃的山羊所致,竟然磨刀霍霍地要发动一场“杀掉山羊,保卫北京”之战。
  其实从经济学分析,需求决定供给,制造环境问题和污染问题的绝对不是贫困的乡村和山民,恰恰正是那些吃得好穿得好使开着汽车吹着空调的城里人!
  在南方某市发生过一个故事:一个住着别墅的百万富翁,每天下班后看到他的大门口总有一个衣衫破碎的乞丐在伸手向他要吃的。这位自认为是有善心的富翁便记着让自己的家人拿点干净的剩菜剩饭给乞丐吃。后来富翁的钱越赚越多,于是给门口乞丐的东西也好了些,甚至在逢年过节的时候还给上十块二十块的钱。可他发现那个乞丐从来没有谢过他。于是这位富翁有一次非常生气地责问乞丐:“我给了你那么多东西吃,你为什么连声谢都没有啊?”那乞丐一脸愤怒地回答道:“我为什么要谢你?是你占了我家的土地。如果这儿没有你的这座别墅,我能用得着在自家的门口讨饭吃吗?”那富翁惊愕得半天没说出话:他发现原来是他该向别人致谢啊!
  物质文明正在颠覆世界的一切已有规则。而想拉住人类发展的列车往后退,那是不可能也是不理性的。社会向前发展是一种不可逆转的自然规律,前进的时代列车在永不停歇地奔腾着。我们所能做的事情就是为其选择最佳的速度和最节约的能量。
  “老师,我的计算公式出来了!”一天,梁言顺兴冲冲地抱着一叠稿子和书籍来到导师苏星教授办公室。然后在桌子上展开一页白纸,上面是一道公式:
  Gr=αGk+βGl-γGp+λ
  苏教授摘下眼镜细细地看着上面的这道题,然后抬头笑咪咪地问学生:“怎么,想要考倒我这个老头子啊?”
  梁言顺忙言辞:“哪儿那儿。是学生刚刚花了几个白天黑夜刚刚弄出来的,想求教老师。”
  苏教授举目看着两瞳冲血的学生,不无爱抚地:“学问得慢慢做,别把身体折腾坏了。”
  兴奋中的梁言顺,“哎”了一声后,指着公式,俯下身子给老师讲道:“您看老师——我们要解决经济发展中的代价问题,那么不光是简单的一个提法,它需要扎实而不可攻破的理论基础。西方的经济学家之所以能够成为诺贝尔奖的获得者,是他们不仅提出了一个可以令人信服的理论观点,而且更重要的是建立了这种理论的实践基础和操作体系。我们中国要发展经济,不能再走西方发达国家曾经付出巨大代价的那些弯路,我们应当选择一条适合中国国情又能便于操作的低代价成本之路。看,这是西方著名的卢卡斯模式和罗默模式……。”
  “卢卡斯和罗默的模式,一个以人力资本见长,一个以知识资本见长,他们都是西方发达国家捧为经典的经济发展理论之巅峰人物,其理论更是被多数发达国家的权威部门用于指导国民经济生产的发展过程。你认为他们的模式存在的问题在何处?而你自己的低成本发展模式理论与其相比又见长在何处?”苏教授的发问细声细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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