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的红树林——一个青年社会科学理论工作者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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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远的红树林——一个青年社会科学理论工作者的探索

成沙尘暴的罪魁祸首是一种吃草的山羊所致，竟然磨刀霍霍地要发动一场“杀掉山羊，保卫北京”之战。
　　其实从经济学分析，需求决定供给，制造环境问题和污染问题的绝对不是贫困的乡村和山民，恰恰正是那些吃得好穿得好使开着汽车吹着空调的城里人！
　　在南方某市发生过一个故事：一个住着别墅的百万富翁，每天下班后看到他的大门口总有一个衣衫破碎的乞丐在伸手向他要吃的。这位自认为是有善心的富翁便记着让自己的家人拿点干净的剩菜剩饭给乞丐吃。后来富翁的钱越赚越多，于是给门口乞丐的东西也好了些，甚至在逢年过节的时候还给上十块二十块的钱。可他发现那个乞丐从来没有谢过他。于是这位富翁有一次非常生气地责问乞丐：“我给了你那么多东西吃，你为什么连声谢都没有啊？”那乞丐一脸愤怒地回答道：“我为什么要谢你？是你占了我家的土地。如果这儿没有你的这座别墅，我能用得着在自家的门口讨饭吃吗？”那富翁惊愕得半天没说出话：他发现原来是他该向别人致谢啊！
　　物质文明正在颠覆世界的一切已有规则。而想拉住人类发展的列车往后退，那是不可能也是不理性的。社会向前发展是一种不可逆转的自然规律，前进的时代列车在永不停歇地奔腾着。我们所能做的事情就是为其选择最佳的速度和最节约的能量。
　　“老师，我的计算公式出来了！”一天，梁言顺兴冲冲地抱着一叠稿子和书籍来到导师苏星教授办公室。然后在桌子上展开一页白纸，上面是一道公式：
　　Gr=αGk+βGl-γGp+λ
　　苏教授摘下眼镜细细地看着上面的这道题，然后抬头笑咪咪地问学生：“怎么，想要考倒我这个老头子啊？”
　　梁言顺忙言辞：“哪儿那儿。是学生刚刚花了几个白天黑夜刚刚弄出来的，想求教老师。”
　　苏教授举目看着两瞳冲血的学生，不无爱抚地：“学问得慢慢做，别把身体折腾坏了。”
　　兴奋中的梁言顺，“哎”了一声后，指着公式，俯下身子给老师讲道：“您看老师——我们要解决经济发展中的代价问题，那么不光是简单的一个提法，它需要扎实而不可攻破的理论基础。西方的经济学家之所以能够成为诺贝尔奖的获得者，是他们不仅提出了一个可以令人信服的理论观点，而且更重要的是建立了这种理论的实践基础和操作体系。我们中国要发展经济，不能再走西方发达国家曾经付出巨大代价的那些弯路，我们应当选择一条适合中国国情又能便于操作的低代价成本之路。看，这是西方著名的卢卡斯模式和罗默模式……。”
　　“卢卡斯和罗默的模式，一个以人力资本见长，一个以知识资本见长，他们都是西方发达国家捧为经典的经济发展理论之巅峰人物，其理论更是被多数发达国家的权威部门用于指导国民经济生产的发展过程。你认为他们的模式存在的问题在何处？而你自己的低成本发展模式理论与其相比又见长在何处？”苏教授的发问细声细语，可对梁言顺来说，绝不亚于当年进高考考场的气氛。
　　但梁言顺从不惧考。1979年，年仅16岁的他，以全省突出的考分进了山东理工大学。据说那年山东省的数学考题特难，能考到四五十分的便能进入高校，而梁言顺考了85分，为此山东理工大学的那位负责录取招生的女教师骄傲了好一阵。大学本科时的梁言顺轻松自如，精力过剩，为此他在当时的“哥德巴赫猜想”热下，也研攻过这道“世界级难题”。老师知道后，特意找他谈了一次话，说梁言顺啊，你的专业是工科，应当在工科上下有所成就才对。梁言顺这才回头，把精力放在他所感兴趣的汽车专业上。“玩车”成了他以后的一门独特专业和造诣很高的手艺了，他告诉我，至今只要上路看到有人开的车响声不对，他还常常一厢情愿地上前叫住人家帮其听诊修理。大学毕业后，作为全校应届毕业生中唯一的留校生干起了政治辅导员和共青团工作。一有空动手修车和演算模糊数学是他业余的两大爱好。1989年，他得到学校同意考上了辽宁大学日本经济研究的硕士研究生。这期间，梁言顺对日本经济的研究入迷，但很快他发现这种研究与自己的抱负发生分距：日本的经济已近成熟，中国的现代化经济建设才刚刚起步，有那么多问题需要有人去做，何必舍近求远？就是在这种思想支配下，梁言顺毅然放弃留学日本的机会，只身来到北京，报考到著名经济理论家苏星门下。而这中间还有一段有趣的故事：梁言顺第一次从辽宁大学上北京报考苏星教授的博士研究生时，因为中途在火车光顾了看书而换乘错了车，结果到中央党校招待所住宿时人家告诉他已经没有床位。无奈梁言顺与看守森严的哨兵隔墙对立了一夜。后来苏教授知道自己的学生还有这桩奇事，便问他：“你干吗不到我家里来？”梁言顺说：“我连党校的门都进不来，哪能找得到您老的家呀？”苏教授听后哈哈大笑，说：“古有程门立雪，今有苏门立雪啊！”
　　“老师，您提的问题，正是我要向您报告的。”梁言顺从一叠稿子中抽出一张草稿，在上面“唰唰唰”地写下两道英文公式，“老师您是知道的，卢卡斯和罗默的经济发展理论自五六十年代开始就风靡全球，尤其是到了80年代中期，他们的理论有了长足的发展，到90年代，已经被人捧为最有影响力的新经济增长理论经典。但如果让我必须选择的话，那么我会选择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代表人物R。索洛……。”
　　“噢？你崇拜那个在1957年就发表《技术变化与总生产数》的美国人？”苏教授有些意外地。
　　“对。就是这个索洛。”学生回答。“因为卢卡斯与罗默的知识积累和人力资本决定论发亮被人捧为经典，但在我看来至少存在这样两个局限：一是因为知识因素难以度量，故在实践上缺乏可操作性；二是仅用劳动、有形资本、知识（包括技术水平和人力资本）三个要素解释经济增长，肯定是片面的。因此他们的理论模型不能用做有条件的经济增长理论的基础分析。与之相反，索洛的余值概念包含了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加之劳动、资本等要素，索洛的经济增长模型至少可以在数值上保全了经济增长的完整性。再请看我将代价纳入索洛模型后所作出的推导——”
　　Y(t)=AK(t)αLβ(t)P(-1)-γ(t)eλt（1）
　　式中，A仍为常数，λ为余值。
　　将（1）式两边取对数，得：
　　（Dy/dt）/Y=α(dK/dlt)/K+β(dL/dt)/L—γ(dP(-1)/dt)/P(-1)+λ
　　上式中，（Dy/dt）/即是经济增长率GY；(dK/dlt)/K是资本投入增长率GL；(dP(-1)/dt)/P(-1)是代价增长率GP。
　　于是得出：
　　Gr=αGk+βGl-γGp+λ（2）
　　推导无暇可击。那颗“列宁头”在彻夜的长鸣灯下，时而晃动时而静寂。
　　年青人一边将笔在纸上“唰唰唰”地写着繁杂的推导数学，一边不停解释着：“……。我需要说明两点：一是经济增长必须要受一定的政治制度和政治行为等的影响，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政府行为。二是索洛和罗默都把‘余值’归结为一种因素的作用，即技术或知识层面的因素。公式（2）正是考虑了上面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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