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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政治经济学”的作家何建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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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殷红
我和何建明太熟悉了。想想这一二十年来到底给他做过多少次新书访谈，真的记不清。只记得第一次约他做访谈，那时他已出了十几部报告文学，我把他当名人大家“仰视”，可他显得太年轻了，实在端不起架势来。这么多年过去了，数数他送给我的书，有40部了。近些年来经常都能见到他，“老气”不少，“横秋”已见：疲惫、消瘦，衣冠不整、沉稳有余，偶尔的激情再现也是在谈他的“大事”和表达雄心壮志的时候。
5·12大地震那阶段我接到他从四川发来的短信，说把他现场写的报告文学发我，让我立马挂到中国作家网上，好让文学界的朋友们早些了解地震后重建工作的紧迫需要。我回信说，我已见到你从《中国作家》杂志调任作家出版社社长的任命通知了，你怎么又跑到地震一线去了？何建明没回信，大概在那人命关天的地方没工夫理我。
我知道何建明是真累，“朝七晚七”坐班，为了每天再写几千字，就差头悬梁锥刺骨了。我说你不是声称“双肩挑”吗。何建明的脸跟苦瓜似地说，双肩不够用啦，真恨不能再长出三头六臂。我说，报告文学作家都这德性，以为自己的作品有解放全人类的能量，你又起多大作用呢？何建明执拗地说，我是个作家出身的“官”，深知来我们出版社出书的所有作者都把最终成为一名作家当作自己的理想。你说，我是不是除了自己的创作，还承担着为他们努力工作的责任。我不客气地说，你更多的是想赚钱填你那百十号人的“海口”吧。他眯着眼睛笑说，我当然知道水涨船高的道理，但好作品越多，我们对社会的贡献越大，赚钱越多，大家的日子才好过嘛。我说，你内心压力大了去了，又想当“拯救世界”的报告文学作家，又总是想把“正五品”厅局级的事干漂亮，看来，还真得豁出命去啊。我继续罗嗦，你自己少写一本书就少赚不少“版税”啊，自己的收入亏多啦。何建明言：所言极是，但屁股决定脑袋，只能让自己连轴转。
今年10月的一天，中华全国总工会的一个朋友打电话告诉我说，何建明作为中国作家群体的唯一代表，获选中国工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我听后哈哈大笑，我告诉他：你认为你的消息会让我惊奇吗？这年头儿，脑力劳动者也被称为劳动者不是新鲜词，用手指头干活儿的也是劳动者，这是相当公平的定位。我打电话给何建明，坏笑过后口不对心地嘲讽他。何建明不会幽默，口气讷讷地说，你趣笑我干嘛？我就是个干活儿受累的命嘛。
虽然何建明不会开玩笑，但他还是能听懂我这正话反说中的祝贺之意。何建明作品的主要特点是揭露矛盾、寄托理想，虽然有人批评他的作品是急就章，“率尔操觚”得到了专家的肯定。我粗略数一下，他得到全国大奖11次。掐指一算，我采访他还真不止11次了。
2003年“非典”期间，他放着女儿当年高考不顾，坚持在第一线进行采访，创作出了北京市抗击非典的全景式报告文学《北京保卫战》。那阶段我还在《文艺报》工作，除了每周有一天去报社做版面，其余的时间在家哭天抹泪地看电视实况，天天给他打电话记录他口述采访的日记。因为记录有时不准确，见报时有误，他成了“作家不能缺席”的英雄，我却成了工作失误的“狗熊”。今年抗震救灾期间，他主动请缨，先后三次深入灾区，创作了《来自龙门山的报告》、《不屈的山脊》、《生死承诺》，我激情满怀地把作品推介给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播出后应听众要求，电台让我约他去做实录对话。何建明用从没有过的简单生硬对着电话说：哪有那闲工夫!他这一句话，把我“蹶”了，也把人家“晒”了。就在“神舟七号”飞船顺利升天不久，他的新著《天歌》又出版了。我收到了新书，在我们网上发了消息。说好听的是没打扰他，说难听的是没搭理他。心想：忙吧，写死算！
我之所以那么恨恨地“咒”他，实在是我深知我们年过50的人，怎么能和年轻人一样“玩命”？为此，我曾多次提醒何建明，而他却说，“我还想写30年，当我过世的那一天，如果我‘躺’在写作台上的时候，我认为这才是我最完满的人生”。我说，何建明，你那点出息，就是写到最后一分钟也是“趴”在写字台上。何建明很无辜地看着我说，我有口音，你明明知道我视报告文学创作为生命，非要调侃我。
何建明在我眼里就是一台上足了发条的机器，只不过机器烧的是油，他燃的是血。我觉得可笑的是他总说自己是个“革命浪漫主义者”。我说，你倒真是挺革命的，就是看不出浪漫。就说毕飞宇吧，人家认为最浪漫的事，是想把自己“慢慢写老”，而你，50岁写了40本书，你是透支生命，老得不快才怪呢！
这些年我和何建明平日联系不多，但他的每一部作品我都是最先得到的人之一，尤其早年他没担任刊物一把手时，没那么忙，我们常有机会坐而论道、“隔山骂皇帝”，也[1] [2]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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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哲士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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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作品实践“政治经济学”的作家何建明详细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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