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周平远

　　作为擅长大题材大主题的报告文学作家何建明，在继反响强烈的《根本利益》之后，又推出了长篇力作《国家行动：三峡大移民》。这是一部全景式史诗性地反映三峡大移民这一举世瞩目的重大事件的大气之作。百年中国领导人的“三峡梦”，百万三峡人的“三峡情”；代表“根本利益”的“国家行动”，作为“国家行动”的“根本利益”；理性艰难抉择的豪情与壮举，价值理想素朴幽深的光荣与梦想，营构起丰厚、凝重、悠长的艺术氛围与美学张力，给人以丰富而深刻的阅读体验和审美感悟。其中最动人心魄催人泪下发人深省的，是贯穿始终的融通了历史精神和人文情怀的大理性、大悲悯。由于这种大理性大悲悯，在决策者、执行者、迁移者三个不同的叙述视角多角度多层次全方位立体性地呈现、展开，达到了“至高决策”和“从容步履”、“热土家园”和“走出峡江”、“国家行动”和“根本利益”的完美统一，从而也就以艺术的方式，感人至深地表现了作为“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的“三个代表”的伟大思想的实践。
　　对于之所以兴建三峡工程，我们了解最多的大概是它巨大而又比较模糊的经济效益。诸如蓄水、防洪、发电、航运等等。至于它的环境效益，例如水电与火电相比，每年将少排放多少二氧化碳、多少二氧化硫、一氧化碳以及氮氧化合物等，仅此一项，每年便折合多少百亿之类，便所知甚少了。至于它的政治的人文的社会的其他种种效益，恐怕就更知甚少了。也许正基于此，《国家行动》首先就以宏大的历史视界，翔实的文献资料，大量的科学数据，使我们对三峡工程之缘由、之始末、之重要性、必要性、可行性、合理性以及紧迫性等，有了深刻的认识。并确认了这一通过50多个学科的400多位专家经过两年零八个月的重新论证所得出来的科学结论：“三峡工程技术上是可行的，经济上是合理的，国力是可以承受得了的，上比不上好，早上比晚上利。”可以说，仅在它成功地“普及”了三峡工程的基本知识和基本理念这一点上，就功不可没。
　　当然，从艺术的角度来说，三峡工程的上马不但使我们领略了至高决策的大气魄大智慧，而且也使我们真真切切地感觉了决策者们的大胸襟大悲悯，感觉到了老一代革命家们的高风亮节和人格魅力。
　　1985年出任三峡省筹备组组长的老八路老水利部长李伯宁，便是共产党人的杰出代表。他录制编辑并亲自撰写解说词的录像片《三峡在呼唤》在中央刮起了一股旋风，它着实让中国最高决策层感到：上不上三峡工程已远非一个工程问题、技术问题、资金问题，而是“关系到几千万人民生存与发展的根本问题”。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始终是我们党工作的重中之重。而“上马”、“移民”，成为农民迅速“脱贫”的有效途径，的确堪称神来之笔。这不但为“国家行动”提供了基石，而且也有力地回击了西方以“人权”为由对三峡工程的诋毁。
　　大理性、大悲悯，既表现为最高层，也表现为最底层。这主要体现在为“国家”舍“小家”的献身精神和“家园”难别的故土情怀中。而二者之间的尖锐冲突，也就构成了特殊的审美张力。
　　应该说，国家对于移民的考虑———移多少？往哪移？怎么移？实可谓殚精竭虑，呕心沥血。这既表现为对于工程方案的审慎选择，也表现为对于移民政策的周密制定和稳妥实施。从“分期蓄水，连续移民”，到“就地后靠，就地安置”和“开发性移民”，再到“搬得出、稳得住、逐步能致富！”我们看到了移民政策的日臻完善。不过，政策再完善，工作再细致，待遇再提高，百万移民的困难都是难以想像的。为什么？就因为“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狗窝！”
　　三峡移民那种祖祖辈辈世世代代生生不息的三峡情、三峡梦、三峡魂，表现得极其充分、细腻、感人。对于这种至深至广的“根”意识、“家”情结，任何一位中国人都不会陌生。其实，又何只限于中国人？只不过中国人，尤其中国农民身上表现得更鲜明突出而已。很难想像，当这种“根”意识、“家”情结，以“百万”之众的集体无意识方式释放，并且在同一个时空释放时，它所可能诱发的心理冲击和社会震荡。毫不夸张地说，它完全可能酿成一场大灾难、大浩劫！的确，三峡之“难”既不在资金，也不在技术，而在“大移民”。而这难，也不但“难在情上”、“难在理上”，而且还“难在说不清的事儿上”！尽管“最难最难的是国家”，但就是这被称为“世界第一难”的难题，却被中国政府妥善解决了。君不见，老奶奶们的“从容步履”———无论是临行前带着重孙颤颤巍巍要“给老宅居磕个头”以至于全村人都跪了下来的王朝珍老人，还是在树杈上呆了四天三夜默默凝视江水而让总指挥不得不含泪等着，最后“我要下来”于是像一尊佛一样被人抬向远行船队的水娘，以及88岁高寿天天守着大红棺材等着送终最后却挥挥手要儿子“搬吧，带上我的这口大红寿棺”的谭启珍老人等，我们不能不为她们，为百万三峡移民们深明大义“走出峡江”的大理性大悲悯而感动。的确，“无论他们怎样的被动或主动，痛苦或欣喜，计较或宽容，他们都以自己崇高的民族献身精神名垂青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