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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如歌，文学如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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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本人而言，有两种情况无法想象：一是生命突然出现终止的时候；一是再不能从事文学写作了。前者对每一个人都是宝贵的，它是仅有的也是不可重复的东西；后者则是我这个人与众有所不同的地方。我爱我的生命，我爱我所执着的事。
生命属于自己，但它必须遵循自然的规律，因此我以为它并不真正属于自己所能全部掌握和控制了的。比如生与死，疾病和意外。
而一个人在生命内容，通常自己可以主宰。比如个人的爱好。文学是我的爱好，也是我这个人的基本生活内容。
说来许多人不会相信，我这个常称人冠以“著名作家”的文学爱好者，其实到今天为止没有当过一天专业作家。我的写作全部来自于业余的时间和业余的爱好——当然，现在我所在的工作单位本身从事的就是文学工作。但与真正的以写作为生的专业作家相比，完全不一样。我的日常工作是和同事们一起管理一个国家级文学刊物，组稿、出版、拉钱、甚至负责处理职工的工资待遇或哪位老干部报销医疗费等等、等等琐碎杂乱的事务。我要上班，还要开会，更多的时间还要为单位职工们的生存着急和奔波，这是我目前的正经工作。我说这些是想说明一个基本事实或者还有一点点需要向那些喜欢读我作品的读者解释一下为什么我的作品时有粗糙与应急的味道。我真不知道如果哪一天我当了专业作家时自己的写作和作品会是什么状态？而目前我的全部文学创作自我感觉总是那么仓促，那么赶时，那么只有一直向前奔跑而几乎无丝毫闲暇回首顾望的可能。这也使得我许多本可以更好的作品没能更完美和更经典些——这是我始终感到遗憾的地方。对此我内心常期待一个愿望：什么时候等我退休后再弥补吧。
然而我从不后悔自己对生命内容的选择。因为文学一直是我将其看作与生命同等重要的物质与精神财富。
新世界出版社在出版我的这套获奖报告文学集时希望我写一个“总后记”时，我突然似乎有了一次在忙忙碌碌中停下来静静思考和筛虑一下的机会？！可真正坐下来思考时，我对自己笑了：不行，我还不能作这种总结式的“总后记”，我的文学写作仍在“青春狂躁”期！我不能总结也不敢总结。我想保持之前这一二十年间的那种文学奔跑状态……尽管它有缺陷，但它是青春和激情的，是火热甚至是疯狂的。
文学缺少了这些将不是文学。我庆幸自己仍然保持着这种精神状态和生命热情。
我还记得自己在写作初始，为了去捕捉素材跟着部队在深山崇岭里野战，整天坐在整满货物的解放牌卡车上在那些直上直下的盘山公路上奔波——如果是现在我肯定可能一次也不敢上路了。那个时候年轻，那个时候不知生命的重要，只知道前面有我的部队和有我要采写的素材（哈，素材真的那么重要吗？重要得比生命更重要？）。
一二十年过去了，一些过去特别执着的东西，我以为自己快丢光了，可又发现我根本还是当年的我——2003年在北京发生“非典”大疫的最紧急时刻，我心头的“民族危亡时刻，作家不能缺席”的热血涌动着，激荡着，我觉得我必须到前线——就像当年在部队时要求上战场一样。那个时候根本不可能再考虑什么名利之类的东西，如果那样就不是一个男子汉的表现！当然也不是一个正直中国人的表现！
我始终视自己是一个热血的钢性男儿。记得写十多年前为了了解如疫的矿难事故和各地矿山乱采乱挖现象，我在湖南湘西山区和陕西等地，几次被土匪式的黑势力们用自制的土枪、铁锹顶着走进他们的老巢探访，现在想起来仍然感到后怕。当时好像就没顾虑这些，一心只想掌握真情。作品就这么出来了。当作品获大奖时有人问起后才一想，噢，原来写这样的题材还有那么多危险啊！
可不。一部好作品要是都非常简单就能采写到，不谁都会写了嘛！
好作品其实除了有时需要付出生命的代价时，更多时候是需要内心有一种对民族和自己的人民充满感情与热爱。
《共和国告急》是我十年前发表的作品，那时我就曾以这样的标题警示国人注意一个可怕的现象正在袭击我们——对矿山乱采挖乱而造成的不可遏制的毒瘤正在社会主义共和国的身上迅速滋生。现在大家时常从电视新闻里看到的一死就是十几人、几十人，甚至一二百人的层出不穷的矿难，不引证了我十年前的判断——共和国真的告急了吧？我感到悲哀的是十年前我的作品就成功了，可现今越来越频发的矿难为什么总不能制止？一死就是几十人，甚至一二百人！惨哪！血淋淋的场面，几乎无一例外地都是人为酿成的悲剧。难道中国人的生命、难道普通百姓的生命就如此低贱？致富之路就必须付出如此高昂的代价？
愈来愈沉重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也由此越在我心中腾升。
写《落泪是金》过程大概也是这样。该作从采写到完稿于1997年至1998年间，当时还没有人提出“弱势群体”这个概念，我现在可以自豪地说，是我较早注意并提出了这样一个概念。这也是我从事报告文学创作十几年中首次以“地毯式”采访方式完成的一部作品。一年多时间里，边工作边采访，辛苦程度不言而已。顺便说明一下，我的作品多数是自己想写的，也就是说都是尽可能在不影响单位工作的前提下完成的，而大规模的采访则更需要“偷偷模模”地进行——我的写作生涯几乎一直是这样。报告文学创作者辛苦就在于此，业余创作者更在于此！我清楚地记得，有好几次上北大、清华等大学采访，为了不影响学生们的上课，只能在中午和晚上时间去找他们，老远的路，我骑着一辆破自行车，跟一个拉矿泉水的民工毫无区别地奔波在大街和校园内，几次采访下来，疲倦不堪。星期天和周末是大好时光，一采访就是十几个人——不搞写作的人可能不知道，采访其实是件非常辛苦的活，常常在采访过程中我有一种缺氧的感觉。但任务必须完成，你得坚持到底，并且保持始终如一的热情与专注，否则就别想获取和挖掘到被采访对象所有的宝藏。一年多期间，利用周末星期天、节假日和晚上时间，对几十所大学、几百个对象进行采访，这种马拉松式的“长跑”还是次要的，最主要的是在与贫困大学生和他们的家长及学校接触过程中，我的感情越发与他们站在了一起，并且越发强烈地意识到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如果忽视了对弱势群体的关注和帮助，那将是一件非常不幸的事，而且是会影响全局发展的大事。“落泪是金”的书名，就是在我的这种感情和意识中自然而然地流淌出来了——日后的全国性的救助贫困大学生的热潮随着《落泪是金》的出版和发表而风起云涌。
许多人现在都很欣赏我能写出这样一部能使数以万计的贫苦家庭出身的学子改变命运的作品的诞生。可我自己知道，这部作品刚发表初始，我一方面获得铺天盖地的赞扬声，另一方面则承受着包括某些部门和相当多的高官们的重重压力——他们以传统的思维模式对待《落泪是金》这样一部第一次把贫困大学生问题端到公众面前的文[1] [2] [3] [4]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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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哲士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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