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白　帆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全党全社会为之瞩目。然而何谓科学的发展观，怎样才能实现科学的发展观？这是一个重大的理论和现实课题。也就在这个时候，《光明日报》用一个半版的篇幅，发表了长篇报告文学《永远的红树林》，该文介绍了青年学者梁言顺和他的“低代价经济增长理论”的探索，读后发人深省。
　　已经有很多专家、学者在评价“低代价经济增长理论”的地位和作用，其中比较集中的意见是认为梁言顺的探索，弥补了传统经济增长模式的缺陷。因为在上个世纪70年代，一批西方经济学家通过对人口、土地、粮食等要素进行研究后，得出了一个悲观的结论：即按照西方的发展模式，随着人口的发展，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人类将无法解决能源、环境污染等各种负面问题，最终会导致人类自身走向灭亡———这就是著名的“世界末日模式”。从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开始，有一批西方经济学家开始探讨人类发展如何摆脱“末日”理论，把知识、技术等新的要素加入到经济发展模式中来，试图找到一种可替代的经济发展理论。也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梁言顺开始对“低代价经济增长理论”进行了研究，经过十多年的努力，他提出了“两循环三增长”的理论，“两循环”即：自然资源的循环使用和循环替代，生态环境的循环净化；“三增长”即：经济低代价增长，自然资源总量和环境容量扩大增长，人口适度的零增长。诚如陈景润研究“1＋2”那样，“两循环三增长”成为我国社科领域皇冠上的一颗明珠。我们为梁言顺的成就自豪和击节。
　　然而，尤其令笔者感动的是，梁言顺始终以苏星老师“经济学是致用之学，研究经济学要从现实出发，关注现实，而不是从概念出发”这一教诲作为自己人生的座右铭。他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从客观生活中苦苦寻找自己研究的方向。而“低代价经济增长”这一命题就是他深入实际，亲眼目睹到一座化工厂将一个村庄毁灭掉的事实而最后敲定的课题。这一课题最后终于变成了一本专著《低代价经济增长论》，从而引起中央领导同志及广大社科研究人员的高度关注。这本专著发表于1999年，在以后的几年中，江泽民同志一再强调“在现代化建设中，必须把实现可持续发展作为一个重大战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提出了“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一个经济学家，当自己研究的成果与党中央提出的重大战略决策不谋而合、如出一辙的时候，“经济学是致用之学”这一名言不是再次得到了验证吗？
　　在此，我们还要感谢何建明先生，当年徐迟先生饱含深情地写出了《歌德巴赫猜想》，热切呼唤科学的春天；今天，何先生深入实际，经过艰苦的努力，将经济学中一些枯燥乏味的文字写得如此轻松、优美，向我们展示了红树林的无穷魅力。如果说，梁言顺的研究成果代表了一个时代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潮流，那么，何建明的努力同样也使我们看到了新时期文学创作应该树立和倡导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