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保卫战》之五：走进SARS病毒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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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保卫战》之五：走进SARS病毒实验室

　病毒室中的漂亮大夫
　　在我接受采访任务的那一天起，我心中一直有个愿望：想看看SARS到底是什么样。它真的就不能让人接近？接近者皆死亡？
　　机会终于来了。
　　6月19日上午，我穿着普通的汗衫，普通的牛仔裤，没有戴口罩，什么预防都没有。我要独闯一下那个最恐怖、最神秘的地方——SARS病毒的聚集地。我来到北京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传染病地方病控制所”。这里集中了北京SARS患者身上采集到的全部病毒样本，也就是说这里可以称之为“北京SARS病毒大本营”。
　　SARS魔巢！我终于找到你了！那一刻我又好奇又紧张。
　　我抬头看到一块牌子很醒目地写着五个大字：特殊工作区。下面还有一行小字：未经批准，请勿入内。我一乐：此地此处，怕是怎么请也不会有人愿意进来的啊！只有我——一个想看看SARS真面目的“傻瓜型”作家。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再往三楼走。右拐，向前十几步。到了，SARS疫魔就在那个“331室”！
　　我注意观察，看到上面有一块很小的牌子，写着“流感病毒实验二室”八个字。
　　SARS，流感病毒？对也，非也。估计那是块挂了很久的老牌子。其实也没错什么，SARS本来就是属于流感型病毒嘛！
　　“不许进来！”当我靠近那个敞着门的“331室”时，突然被里面那个穿着防护服的大夫严厉警告道。
　　嘿嘿，再傻我也不会这么随便进去的嘛！心想：大夫，请你们放心。
　　我站在门口，往里看去，这里比我想象中的恶魔老巢要简单得多：一个不足15平方米的小房间。里面除了几张桌子和几台仪器外，还有一个大冰箱。视线反方向还有个能够观察到“SARS”的操作台，这是站在门外唯一看不到的地方。
　　就这么些东西！
　　但谁也想象不出就在这间“331室”房间内，我的主人公在过去的近三个月里与SARS进行了一场场惊心动魄、惊天动地的较量啊！
　　更令我意外的是：参与决定这场与SARS恶魔决战成败的竟然是位漂亮清秀的女大夫！
　　我的主人公丁丽新，年纪轻轻，美丽清秀中带着几分纤弱。她有一个美满的家庭，丈夫是位理科博士，还有一个上小学二年级的宝贝儿子。丁丽新是个典型的贤妻良母。儿子长这么大从没有离开过她的怀抱，即使上学了，还是她天天接送，顿顿饭菜伺候。如此温柔贤惠的女人本该在家做个全职太太，但她不是，当年她选择的志向是与病毒打交道。她从事病毒实验工作已经十几年，主攻呼吸道传染病中的流感病毒。
　　“流感病毒一直在变异，就像我们人类自身不断发展一样，病毒也是在不断优胜劣汰，留下来的和新出来的，绝对都不是些孬种，一定是对人类具有特别的杀伤力。”丁丽新说。
　　“你与病毒恶魔战斗了十几年，就没有过被击倒的情况？”
　　“当然有，好几次非常危险，差点丢了小命。前年我还有过一次险情，那次还把我身上的病毒传染给了儿子。当时我真的很紧张，我还拿儿子的血清做了分离，发现他传染的正是一种我正在实验的病毒。要不是采取措施及时，那我们母子俩就危险了……”女检验师的脸上有些暗淡。
　　丁丽新跟普通百姓一样，是在毫无心理准备和物质准备条件下接触SARS病毒的。她说：“今年2月份听说广东那边出了一种叫非典的呼吸道病，当时我们北京市CDC应急中心把我和细菌实验室的几个同志叫去说了这事，大家讨论北京怎么对付这种可能传染过来的流行传染病。当时我提出最好找个病毒来做实验。可由于北京当时没有SARS病例，我们只能等待机会。2月份3月初也做过几例疑似病人的血清分离，但都没发现什么新病毒。3月11日，CDC副主任，也是我们传染病地方病控制所所长的贺雄同志突然过来对我说：以前搞的非典都是假的，这回来真的了，你们一定要认真做啊！”
　　“我记得非常清楚，那天是3月11日晚，CDC应急中心的沈壮主任气喘吁吁地拿来七八个咽拭子病毒管交给我。他告诉我，这是北京发现的第一例非典病人及受她传染的其他病人的咽拭子标本。从这一天开始，我一直在与SARS病毒打交道。我是检验师，实验室的病毒分离和细胞培养及传代等现场实验都是由我来完成的。我还有两位同事，他们都是我的战友和领导，一位是林长缨博士，一位是副所长刘海林先生。我们的上级单位CDC的领导们也给予了我精神上全力支持，使我一个弱女子能够面对强大的SARS恶魔而不胆怯，并且按时完成了一项项实验任务。”丁丽新把年轻博士林长缨介绍给我，其实在认识她之前，我已经先认识了林长缨，只是这位年轻博士在抗非战斗中承担的工作太多，那天约定采访他的时间里，他一边还在参加一个SARS科研招标会。采访现场，他一会儿出现，一会儿去开会，因此多数时间我是在听女检验师讲述，而这也是我所希望的，因为整个北京SARS病毒实验都是由这位女检验师在做的，她的美丽外表和平静心态更使我感觉与SARS恶魔的搏杀，是那样残酷和惊心动魄。
　　“有时我特别兴奋得意”
　　“第一例病毒实验什么时候出的结果？”
　　“很快。我的分离SARS病毒实验结果大约是在3月13日就出来了。这个时间与香港中文大学医学院在一个多星期后的3月18日宣布非典的源头是‘副黏病毒科’属同一时间，而要比欧美国家及世界卫生组织在一个多月后的4月16日正式确认SARS的病原体是冠状病毒的一个变种结果要早些。我所在的北京CDC传染病地方病控制所实验室只是一个B2实验室，像SARS这样传染力强度的病毒应该在B3实验室，也就是设备更完备和高级的病毒实验室进行。”
　　条件有限，责任无限。面对猝不及防的灾难，急切需要充满责任的寻找：寻找病因，寻找疗效，寻找科学精髓……
　　女检验师的生活因与SARS的战斗而发生了变化。
　　她离开了温馨的家，告别了心爱的儿子，与丈夫通了一次如同生死诀别的电话——
　　“我可能回不来了。”
　　“暂时吧？”
　　“不，也许是永远……”
　　“不许这样说！”
　　“可我知道……”
　　“无论什么时候都要记住：我和儿子都在家等着你回来，啊！”
　　她说不下去了。
　　这一天，她知道几件事：东直门医院的段力军大夫死了，武警医院的李晓红死了，连第一个发现SARS的世界卫生组织专家、意大利医生乌尔巴尼也死了，他们都是在拯救SARS患者时不幸被病毒击中而死的……
　　女检验师也给自己作了最后的打算——她从侧面知道此时单位领导给她和几位做病毒实验的研究人员悄悄买了“意外伤亡人寿保险”。买这样的“保险”在当时是很具悲壮色彩的。那些日子里，丁丽新奇怪地发现单位里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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