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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建明：劳动人民的孩子不怕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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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题目是我没有想到的，因为最近到处都在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年,作为报告文学作家，不少报刊希望我写一下这三十年对我的影响,于是我历数了一下自己的的创作,发现非常巧合，这改革开放的30年正好是我从事写作报告文学的30年……
30年里我写了40部书，如果把它们叠起来，快到我的胸口那么高。我自己都有些吃惊：这么多书是怎么写出来的？而我是一个业余作家呀！从1978年开始创作第一篇报告文学作品到今天一年可以出版两三部书，我从来就不是一个每天可以自由支配时间的业余写作者。在我的记忆中，我最长的写作时间是在几个春节长假和国庆、“五一”长假里。于此，我太羡慕那些整月、整年可以由自己支配时间的专业作家们，我甚至非常妒忌他们，发誓有一天期待自己也能够拥有这样的好事，然而追求和争取了几十年却从来没有实现过这样的愿望——看来只能等退休之后——这让我有些悲哀。
我父亲在三年前去世了。劳动了一辈子的他在临终时还关照我“不要再写了，看你每次回家都不能安宁，天天坐在电脑前没个完”。我告诉父亲：回到北京更没有时间，所以只能回家写几页纸。父亲不再说话了，他用留恋的目光看着儿子去几十里外的华西村写吴仁宝（那年“五一”长假，我接受了一项新任务，为新农村建设带头人吴仁宝写一部作品）。后来文章写出来了，吴仁宝和华西村再一次成为全国瞩目的典型。
“建明，你至少为我们华西村增加了五个亿的无形资产。”吴仁宝后来非常高兴地对我说。
然而，就在这一年，我的父亲永远地离开了我……
收获是幸福的，但收获前的劳动是艰辛甚至是痛苦的。有些收获本身也是非常痛苦的。
这三十年前里，我数不清自己到底采访过多少人？一千？一万？我想肯定是有的！一部《落泪是金》跑了40多所大学、采访了400多个当事人；一部刚刚出版的《东方光芒——东莞30年改革开放史》，仅采访本就有6本、前后去了5次东莞！采写《国家行动——三峡大移民纪实》，光走一次三峡工程沿线就得用10天时间，我去过三次，见过的移民不下百余人，而且还到过上海、广东、山东、江苏移民安置点……《根本利益》的主人公只有一个人，但采访与他相关的百姓达70多人，座谈会就开了12次……
我不知道40部书、一百多篇（部）作品的采访总人数和总时间是多少，我只知道自己在这30年里，特别是在近十年中，没有完整地休息过两天时间。电脑、采访本、手机，成了我唯一的“情人”、伙伴和工具。
我的朋友甚至骂我：你是不要命了这样写？写死算了！我知道他们是心疼我，可我不知道如何回答他们……除了有越来越多的题材要去完成、欠别人的写作账太多等原因外，我感到因为自己是个业余写作者，所以上班之后及偷偷“假公济私”地出差进行采访外，我还能有什么方式可以完成必须“行走”的报告文学创作呢？
我当然也怨自己，因为我常常感觉上班和写作之后有些气短、出虚汗……但我无法停止我的写作，写报告文学，写那些需要我去表达和叙述的当代生活与当代人,写那些本该别人去写的但人家没动手去写的东西．
活该。谁让我爱上报告文学！谁让我终想当名出色的谁都知道的作家！谁让我出了名又推不掉那么多人来找自己的诱惑！
可后来我发现，上面这些理由都不是真正的原因！
原来我停不下写作和“报告”的原因，除了这个时代和身边所发生的诸如地震、非典、冰雪灾害、航天飞机上天等等必须去写之外，我其实骨子里就闲不来……为什么？我在想。
噢——我终于想出来了：原来我生来就是一个劳动人民的孩子，从小养成了劳动的习性。
很小的时候，我们没有书读，半天劳动，半天念《毛主席语录》——这半天念《语录》中大部分也是需要去劳动的，因为“五七指示”中最主要的内容就是教导我们去劳动……那时当小干部的父亲受难，他在农村劳动，母亲也在农村劳动，我不能不去农村劳动。现在的孩子不能想像一个６岁的孩子要去参加职业性的体力劳动——每天干８个小时，挣两分工分，折合人民币１毛２分。这就是我的童年。
７岁时参加生产队仓库搬家，一块方块砸在我的额上，当场流血染红了我的小衬衣；
８岁时，每天放学回家后，必须再干三个小时左右的劳动，同成人一起锄地或者摘棉花、割水稻。我最恨在玉米地里扒玉米了，那温度高达５０多度！你不相信？你当然不会相信，因为只有参加过真正劳动的人才会知道我说的话不是假的。当年农业战线在我们南方被号召种植“三熟粮”，即冬天一季麦子，夏秋两个季节播种双季稻或种植玉米。收获玉米正好在六七月的盛夏时季，南方的室外温度一般在４０多度，而不透风的玉米地里５０度的温度是常温。有一次我亲眼看到一个老太太在扒玉米时昏倒后没被抢救过来而死掉了，那个时候人民公社社员的一条命等于１００斤玉米的价值。我这样的小命值５０斤玉米？我曾经这样想过无数次，期望有一日“解放”后永不再钻玉米地。
９岁时，生产队已经允许我们在署假和星期天跟着大人乘船到几十里的外乡去割草，那时农业学大寨，双季稻需要有机肥，普天下的社员们都把自己地盘上的每一根绿草全部收割掉，河岸和田埂都如秃子的头一样光光的发乌亮。于是我经常跟着大人们不得不到很偏远的城乡交界地去割草。我的家乡在江南，夏天最容易下雨。外出割草，常常被雨淋得浑身透湿，可谁也不会轻易躲雨去，因为我们都是有任务的：大人每天得完成３００斤草，像我们这样的小孩要完成２００斤。２００斤草是个什么概念？应该是堆起来像课桌那么高的青草吧！有一次因为我被大雨淋感冒发高烧没能完成当天的任务，我伤心地哭了许久许久．．．．．．．
１０岁、１１岁……一直到十四五岁的时候，我已经是生产队上的插秧能手了。一天能插秧得３０个工分，等于能挣１．８元了！大人们夸我聪明手巧，为了保持这份荣誉，我每年差不多把小腰都累弯了——如今医生总说我的腰间盘有些突出，是不是当年插秧落下的疾症？
１４虚岁时我考上了高中，后来在全苏州的一次语文摸底考试中得了第一名，这让我扬眉吐气了好一阵，老师从此对我特别关爱：每次作文总是批我高分，这助长了我想当作家的一个梦想，后来还真把这梦想变成了现实。我因此特别感谢“白卷先生”张铁生——是[1] [2]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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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哲士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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