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育辉

　何建明是当前中国文坛中最有影响力的报告文学作家之一，他关注弱势群体，塑造时代英雄，并站在比较高的层面来审视社会和时代，抓住最能反映人心的事件和时代的闪光点。以其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真实地记录社会发展过程中与人民群众生活和命运息息相关的重大事件。社会的进步和人民群众在历史过程中的伟大实践以及改革开放中阻碍时代发展前进、需要进一步改善的社会问题是他作品记述和反映的主要内容。这些都充分表明了何建明秉持的人民立场，表达了他对人民的情感和意愿，对人民群众的伟大历史实践的理解和支持，为人民代言，并在思想情感上与人民群众相通。何建明报告文学创作的人民性的价值立场在他的近期创作中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直面真相、忠于现实。报告文学作家卢跃刚曾在《转型期报告文学的遐思》一文中说：“报告文学作家与小说家不同的是，他必须面对社会写作。对此，他没有任何躲闪和回旋的余地。他必须剖开胸膛直面现实。否则，就别干这行当。他需要勇气，需要激情，需要体力，需要坚韧，更需要由判断和把握所构成的理性。”情况确实是这样的，尤其在揭露社会阴暗面、剖析时弊的题材上，作家不仅要有敏锐的眼光和清醒的头脑，还要有过人的胆识和承受一切是非的牺牲精神。何建明在谈到《共和国告急》的采访经历时说：“关于中国的资源领域情况极其复杂，特别是乱采乱挖矿产资源问题，整个儿是一个黑社会，是块充满了血腥的野蛮之域。我记得到下面采访有好几次都是直接与那些有真刀真枪的‘山寨王’和‘金把头’周旋，稍有不慎，小命就可能丢了。但不下到那种地方，你就不可能获得那些破坏矿产资源的罪恶之源是怎么回事，常常是现实要比我们的作品中所描写的复杂和艰险得多。”作者以可能付出生命为代价的牺牲精神向社会现实的真实情况逼近，直面真相，不回避社会生活的矛盾问题，不粉饰社会，这充分体现了一个有良知，有社会正义感、责任感的作家的精神品格。在《共和国告急》中，作者对一连串悲惨揪心矿难事故的发生和中国矿产资源正受到严重损害的事实进行了真实的记述。在这过程中暴露了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在金钱的诱惑下漠视人类的宝贵生命、以损害“地球母亲”为代价、地方政府为了短期经济利益而本位主义思想严重、矿主的自私贪婪、采矿工人的贫困愚昧等等，如作者在文中写道：  
　　矿山是最有吸引力的争夺对象。矿藏深埋于地下和山腹之中，哪儿没有界标，哪儿就被视为无国籍的南极——谁都可以去占有。在蜿蜒漫长的省界、县界、乡界，几乎一座矿山就是一个械斗场，那些村长、乡长、县长甚至专员、省长，平时可以在大会小会上大讲共产主义，可当他站在矿山之上时，他会突然变成惊人的“本位主义”者。……这边公安民警开道，那边武装警察领路。……顿时，山头上杀声震天，双方展开了殊死搏斗……结果是死了3人，各伤17人，一边的县长挨了两拳头，一边的县委书记眼镜被砸得稀烂。     
　　正是在这种严重的“本位主义”思想的影响下，执政者和执法者们无视法律和道德的存在，各自为了自己的经济利益、为了自己所谓的发展和政绩去争斗矿产资源的宝藏而杀得头破血流。这种鲜为人知的在政府部门带领下进行的武斗，我们在其他的新闻和报纸上是很难看到的。而何建明却承受着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在作品中毫不犹豫地把它写了出来，其目的在于指向“社会和人生的优化”。写《落泪是金》时，作者为了严格地忠于现实的真实性，对几十个学校的几百个学生进行了地毯式的采访，其辛苦和艰难程度自是不用言说。所谓“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用在他身上是再合适不过了。  
　　二是平民情结和忧患意识。“但真正的秤，是人民群众喜不喜欢我写的作品，我自己的作品是不是为人民和百姓说了话——这是我内心深处一直存放着的一把金铸的秤杆！它与我的生命同等重要，它是我的文学生命的全部支撑点。”（《共和国告急》后记《生命如歌，文学如歌》）确实，从他的众多作品中可以看出，作家是凭着自己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使自己居于中国平民百姓的立场之上，想百姓之所想，急百姓之所急，用百姓的眼光看生活、看现实，写出了真正具有现实意义和充满百姓情结的作品。  
　　同时，在他的作品中还流露出可贵的忧患意识，在《根本利益》的封面上写着这样一句话：“事关国家今天的生死命运和十三亿人民的明天。”作品从“三个代表”的思想高度出发，从活生生的生活现实出发，正面描写党群关系，党的作风建设问题，并善于把反腐败斗争和党风廉政建设结合起来思考，为了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而大声疾呼。作者在文中写道：“一个以百姓利益和幸福为己任的政党如果不能代表占总人口百分之八十的农民的根本利益，那这个政党必然早晚失去对这个国家的统治和领导地位。”作家发自内心的忧虑，决不是危言耸听，而是从人民利益出发，字里行间流露出一位有着军人坚韧、执著品质的共产党员对现存政治体制某些弊端的忧患意识。比如作品中所展示的“五个大檐帽欺压一顶破草帽”的司法腐败案，再比如序篇“迟了13年的葬礼，留下多少悲怆与深思……”这些都让我们看到了问题的严重性。整部作品虽然没有时下流行的反腐小说的大案要案模式，然而也并没有减弱作品犀利的锋芒。类似于作品中杨东海、李将之流的黑恶势力，由于空间上的普遍和时间上的持久，其对农民的危害并不比大案要案差。作家剖开了这种容易忽视的看不见的腐败，剖开了达官腐败产生的土壤和环境，引起了人们的警觉和注意，其意义是发人深省的。还有作者在“中国教育三部曲”中也体现出了对现存教育体制的忧虑。作品出版后，引发教育界某些领导者的不满和批评，他们认为：“把贫困大学生问题端至公众面前的文学作品是在‘暴露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黑暗面’，把弱势群体亮出来是给‘中国教育抹黑’。”（《共和国告急》后记《生命如歌，文学如歌》）这就反映出现行的政府机构中有的部门不能面对现实，对存在的问题不解决而采取回避的态度，只报喜不报忧，漠视人民群众，不能关注人民群众的疾苦。这些问题一直是中国社会的痼疾，就像一个毒瘤，如果我们不去面对，不去揭露它，那么就会越长越大，从而影响整个国家的生存和发展。任何一个有高度政治觉悟的作家都必须排除阻力，勇敢地提出问题，并反思问题产生和存在的根源。  
　　三是高扬主旋律。“主旋律”的内涵相当丰厚：它既有符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反映新的时代和新的文化的“先进性要求”，又融合了足以体现人类本性的、具有全人类公德性质的“广泛性要求”——人道主义精神。弘扬主旋律，是坚持文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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