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本利益》发表后引起的反响超出了我的想象。后来在我单位和作家协会大门口时有成群结队的来自各地的老百姓要找我帮他们打官司的情景便是佐证。在今天这样一个五彩缤纷的媒体世界和信息大爆炸的时代，竟然会有那么多人、那么多媒体来关注《根本利益》（据不完全统计，有五十多家报刊转载或者连载、450多家广播电台连载《根本利益》，仅中央电视台就做过十余个我主人公梁雨润的节目），直到后来中纪委还专门做出决定号召全国纪委干部向梁雨润学习，过去默默无闻的梁雨润同志也在一夜间成了家喻户晓的公众人物和几千万共产党干部的学习榜样。正如执政者中间有句名言，叫做这好那好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好。在文学界我想这样的话也适合：这奖那奖，不如人民群众和广大读者的口碑好。一个作家特别是报告文学作家，如果作品连起码的传播面都没有，作品“扔”到社会上连一点点反馈都没有，那这样的作品只能是对报告文学文种功能的弱化，我们宁可不去写它。
在文学创作道路上，我始终坚信一个目标：“古之立大事者，不唯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韧之志。”这话是苏东坡说的。意思是干大事者，不一定都有超人的才华，但必须具有坚忍不拔的意志和信仰。而我觉得要成为文学大家，第一需要具备的是对时代、对民族尤其是对自己的人民有深深的感情。其次还得有认准目标而一往无前的精神。
文学创作特别是报告文学是件非常非常艰苦的事。写什么？怎样写？写了后会不会惹麻烦，惹了麻烦又该怎么样，这些都是我们要时刻面对的。而现今很客观的两件事总会摆在我们的面前：一是巨大的投入和未知的产出风险。报告文学创作的投入本身就有两个层面，第一是时间和精力的投入巨大，一部“全景式”的作品，仅要调查采访，没几十天绝对下不来。耗去的不仅仅是时间，还有体能方面的。其次是财力方面的，你要走几十天、甚至更长时间，你得走访无数单位和接触采访对象，你得花人民币呀！文章没写出来，几万元钱已经花去，十几斤肉掉了下来。这是其它文学种类的作家们是不可能有的风险和投入。花去了那么多劳力和财力，成不成还是一回事。常常作品成功了，官司又跟上来了，搅得你和周围的人再也不得安宁——好事坏事都如此。
报告文学作家经受的诸多考验和苦恼，非常人所理解。
我们时常需要付出代价，甚至是生命的代价，名誉的代价和倾家荡产的代价，而更多的是无休止的烦恼的代价，以及不断放弃与亲人和好友厮守爱情、享受生活的代价。这是报告文学作家必须面对的。我们一方面对时代和别人的生活充满了火一般的爱，可我们自己的生活则常常冷酷得很，无情得很，其实是无奈。我记得为了写《国家行动》这部三峡大移民的报告文学，因为需要走许多地方，单位工作又难以放弃，所以我只能选择以最快的速度到达目的地，然后以最快的速度完成采访任务。有几次我都是早晨四五点钟起床从家出发赶到飞机场，赶第一班上飞重庆的航班。没进重庆市区就直奔轮般码头，再乘九十个小时快艇到某县，一上岸就换坐汽车。到移民点往往没有公路，只能再换拖拉机。有三次从北京出发到达移民点，一天中光乘坐交通工具就达二十多个小时，那种苦和反差只有经历后才知道。2002年夏天，为采访巫山县大昌古镇的外迁移民，我被安排在一间镇政府供销社的招待所里，竟然一个星期没有擦洗的水，炎热的夏日里苦不堪言，睡觉时睁眼看到的是满天的星星——房子的窗户根本没有玻璃……十几天下来，当我回到北京走进家门时，家人楞了半天问我：“你找谁呀？何建明不在家！”
何建明经常不在家。在家的时间里十有八九的时间是关在自己的书房里。有人称我的作品“充满了火焰般的激情”，而我知道在这营造“火焰般激情”的背后是冰冷的世界与无际的寂寞以及望不到边岸的汗河……
然而我不后悔。我知道此生只有文学才能使我充满活力，充满激情。而我们这个伟大时代和我热爱着的人民每时每刻又不断在创造如歌的新日，我是歌手，假如我不唱，我还生命吗？没有。没有生命的人活着还有什么意义？
生命如歌，文学如歌，这是我给自己定下的人生目标。
2004年“五一”于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