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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如歌，文学如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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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性，但鲁迅精神在今天的体现不仅仅是他的那种“横眉冷对千夫指”精神，他还有那样一颗热爱祖国和热爱人民的赤子之心。当代作家一味地举着“批判”旗帜恐怕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文艺史观。社会进步和人民在这个社会里成为推动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这一点构成了我们生活着的时代的社会主流层面。歌颂的作用远比批判重要。当然，这种歌颂并非是无原则的，盲从的和被动的。歌颂本身也有两种：一种是纯粹的歌颂，另一种是以批判和建议式的。我想社会主义的文学史观，应当毫无疑问地坚持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史观。客观的、辩证的和科学的认识这个世界，这是我们每个文学工作者必须具备的基本素质。我以报告文学创作为主，所以知道报告文学最本质和最显著的特点是它的纪实性，即纪实时代生活的现象和本质。既然是这个功能，那我认为在今天这样一个伟大时代，报告文学理所当然地要首先去纪实最能反映我们这个时代主流和本质的人和事。什么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主流和本质的东西呢？毫无疑问，昨天的改革，今天的发展，及人民群众在这一过程中所表现出的风范，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主流与本质的东西。我过去捧的人和事大部分是符合这些的。我庆幸和自豪地“捧”出了两位部长级干部、两位全国性典型。《根本利益》主人公梁雨润不欠前被中央电视台评为“感动中国2003年度十大新闻人物”之一后，又有人笑言我“捧”红了一个人。其实，这“捧”并不容易。当《根本利益》出来后，中央有好几位领导同志对我书中的主人公执政为民的精神极为赞赏，指派中央调查组专程往山西运城对梁雨润同志的事迹进行了核实。结果是他的事迹件件过硬。但即便是这样，我听到了另一种声音：有人暗里放风说，梁雨润出名是因为“卖通了北京的作家”、“给了北京作家好几十万钱”云云。我听后不觉好笑。要真是掏十几万、几十万元就能“捧”出个让全国上下都敬佩的人物，那这世界也不简单喔！可惜这样的事几乎不可能存在。
梁雨润同志令我感动的是他的事迹，极具典型地体现了这个时代里的中国共产党人的气度和风采。啥叫“三个代表”？啥叫“执政为民”？老百姓想看到和知道的就是那些实实在在为他们办事的好干部！梁雨润所做的事，其实并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传奇色彩，说白了也就是老百姓每天要碰上的那些“鸡毛蒜皮”的事。可就这样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我们的许多干部则不能像梁雨润那样“把它当作自己的事去办”，结果问题越积越严重，最后发展到老百姓跟政府产生对立和冲突。怪谁？当然得怪那些整天想着自己升迁和填腰包的干部喽！我在写《根本利益》之前，虽然耳闻当前严重的“三农”问题，但也仅仅是概念化的东西。然而当我走进那位叫畅春英的农妇家看到她倒塌的院子和空空如一的两间泥垒的房屋，尤其是与她睡觉并放着的两口装着死人的棺材赫然地放在那里时，我感到从未有过的震撼和惊骇！看着畅春英满头白发、欲哭无泪地向我诉说自己不幸的那情景，我再也抑压不住心头的愤怒，我胸中的火焰在燃烧……而《根本利益》则是我借于了梁雨润这样一位优秀共产党人的形象，来表达我对中国农民命运的极大担忧与同情。我知道我必须写完这样的作品，因为那是我的人民在呼唤我，他们需要有人拯救他们的不幸，他们更渴望共产党的雨露阳光重新普射到他们身上——而他们也始终坚信干坏事的和漠视他们的干部则是少数。
《根本利益》发表后引起的反响超出了我的想象。后来在我单位和作家协会大门口时有成群结队的来自各地的老百姓要找我帮他们打官司的情景便是佐证。在今天这样一个五彩缤纷的媒体世界和信息大爆炸的时代，竟然会有那么多人、那么多媒体来关注《根本利益》（据不完全统计，有五十多家报刊转载或者连载、450多家广播电台连载《根本利益》，仅中央电视台就做过十余个我主人公梁雨润的节目），直到后来中纪委还专门做出决定号召全国纪委干部向梁雨润学习，过去默默无闻的梁雨润同志也在一夜间成了家喻户晓的公众人物和几千万共产党干部的学习榜样。正如执政者中间有句名言，叫做这好那好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好。在文学界我想这样的话也适合：这奖那奖，不如人民群众和广大读者的口碑好。一个作家特别是报告文学作家，如果作品连起码的传播面都没有，作品“扔”到社会上连一点点反馈都没有，那这样的作品只能是对报告文学文种功能的弱化，我们宁可不去写它。
在文学创作道路上，我始终坚信一个目标：“古之立大事者，不唯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韧之志。”这话是苏东坡说的。意思是干大事者，不一定都有超人的才华，但必须具有坚忍不拔的意志和信仰。而我觉得要成为文学大家，第一需要具备的是对时代、对民族尤其是对自己的人民有深深的感情。其次还得有认准目标而一往无前的精神。
文学创作特别是报告文学是件非常非常艰苦的事。写什么？怎样写？写了后会不会惹麻烦，惹了麻烦又该怎么样，这些都是我们要时刻面对的。而现今很客观的两件事总会摆在我们的面前：一是巨大的投入和未知的产出风险。报告文学创作的投入本身就有两个层面，第一是时间和精力的投入巨大，一部“全景式”的作品，仅要调查采访，没几十天绝对下不来。耗去的不仅仅是时间，还有体能方面的。其次是财力方面的，你要走几十天、甚至更长时间，你得走访无数单位和接触采访对象，你得花人民币呀！文章没写出来，几万元钱已经花去，十几斤肉掉了下来。这是其它文学种类的作家们是不可能有的风险和投入。花去了那么多劳力和财力，成不成还是一回事。常常作品成功了，官司又跟上来了，搅得你和周围的人再也不得安宁——好事坏事都如此。
报告文学作家经受的诸多考验和苦恼，非常人所理解。
我们时常需要付出代价，甚至是生命的代价，名誉的代价和倾家荡产的代价，而更多的是无休止的烦恼的代价，以及不断放弃与亲人和好友厮守爱情、享受生活的代价。这是报告文学作家必须面对的。我们一方面对时代和别人的生活充满了火一般的爱，可我们自己的生活则常常冷酷得很，无情得很，其实是无奈。我记得为了写《国家行动》这部三峡大移民的报告文学，因为需要走许多地方，单位工作又难以放弃，所以我只能选择以最快的速度到达目的地，然后以最快的速度完成采访任务。有几次我都是早晨四五点钟起床从家出发赶到飞机场，赶第一班上飞重庆的航班。没进重庆市区就直奔轮般码头，再乘九十个小时快艇到某县，一上岸就换坐汽车。到移民点往往没有公路，只能再换拖拉机。有三次从北京出发到达移民点，一天中光乘坐交通工具就达二十多个小时，那种苦和反差只有经历后才知道。2002年夏天，为采访巫山县大昌古镇的外迁移民，我被安排在一间镇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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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哲士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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