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年我和何建明平日联系不多，但他的每一部作品我都是最先得到的人之一，尤其早年他没担任刊物一把手时，没那么忙，我们常有机会坐而论道、“隔山骂皇帝”，也算得上相知的“哥们”，我们之间的任何交往是不用说“谢”字的。所以我了解他，也挺心疼他，只是我不会像和蔼可亲的大姐姐一样好好地表达，急了就往狠里说，气了就往死里骂。
何建明从不否认自己“想当官”。10年前他就和我谈过这个话题。他认为，在其位就可谋其政，就可以实现更多的理想。十几年过来，他无力掌握自己的“仕途”，但他把握住了自己的创作。据我所知，他从来没有一个完整的10天静下来写作，这是他的痛苦所在。
每当谈到这些我都会说：呸！我只能理解为：你想当一个有大作家名头的“官”。何建明不正面回答，说：我到现在认为我自己就是一个业余作家，我的作品也是业余水平。我接着呸他：拿遍了全国奖还说业余？！你的业余无非是白天工作算专业，夜里写作算业余！唉，他拿我没辙，只能冲着我苦笑。
岁月是亲，时光是近。多年来，我们之间习惯了他苦、我乐的对话方式。几天前我又打趣他：“嗨，最近又有记者把改革开放30年和你文学创作30年连在一起谈，你不觉得‘把事搞大了’吗？”何建明这回笑得眼睛眯成了一条弯弯的小船，说，别人爱怎么说怎么说，你爱怎么想怎么想，这个年龄的人谁能越过这30年？我是总结出了一条经验，不管是当官还是当作家，都必须具备：政治素质、思想素质、社会学家素质、百姓情怀、写作能力。
写到这里，似乎看到了何建明既牵着马，又挑着担在路上苦兮兮的样子。我说啥也白搭，只盼着他取到真经后，在告别苦行僧般的日子里，把自己作品中的那些革命浪漫主义留点给生活中的自己，别总挨他那一帮子“年过半个世纪”的老姐们的“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