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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士塔》是现行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教科书(必修)《语文》第三册的一篇课文，作者是余秋雨。谈此文也好，谈莫高窟也罢，都绕不过一个重要的人物——王道士！
余秋雨笔下的王圆箓道士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历史已有记载，他是敦煌石窟的罪人。”余又说：“完全可以把愤怒的洪水向他倾泄。但是，他太卑微，太渺小，太愚昧，最大的倾泄也只是对牛弹琴，换得一个漠然的表情。”
他真的是敦煌石窟的罪人吗？我看非也。
一、我们先来看看王道士的经历。
史料上显示：王道士，湖北麻城人（一说是陕西人，可能有误），莫高窟藏经洞发现者。本名圆箓，又作圆禄。大约出生于清道光三十年（1850），死于民国二十年（1931）农历四月十八日，八十多岁，可谓高寿。从他后来的经历可以表明他大概出身于农家，家境也不会太好，小的时侯读过几年书。以后家乡连年闹灾荒，据《麻城县志》记载，咸丰六年（1856）因为夏季闹干旱，庄稼几无收成，米价飞涨，饿死人之事极为普遍。因此可见王道士的童年生活并不会太美好，从我们今天可以看到的斯坦因给他照的照片中可以看到，王道士身体矮小，也不结实，正是他从小就营养不良的反映。后来他又因为天灾人祸而逃出家乡，来到西北的河西走廊的酒泉一带。清光绪初，入肃州巡防营为兵勇。退伍之后，或无家可归，或想到自己的童年与逃难经历而不想回家，也没有合适的事情可做，在那个年月象他这样的人连吃饱肚子都成问题。于是他只好在当地出家受戒为道土，师傅是一个名为盛道的当地道士，给王道士给了个道号，叫法真。
二、我们再来看看王道士到敦煌莫高窟都作了什么。
他来到敦煌莫高窟时已近不惑之年，大约是在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而当时的莫高窟已经是非常的萧条，几乎是一片荒凉。看到神圣宝窟无人管护，一片残破，受到严重的自然和人为的破坏，一种强烈的使命感，使他自觉自愿担当起了"守护神"的重任。他毅然选择了风沙漫天的洞窟作为自己终生的停留地，正是对宗教的虔信，王圆箓把自己的后半生三十余年永远与莫高与敦煌紧紧联系在一起。
他四处奔波，苦口劝募，省吃俭用，集攒钱财，用于清理洞窟中的积沙，仅第16窟淤沙的清理就花费了近两年的时间。
所以说，王道士发现藏经洞既有必然性，也有偶然性。说必然性，是因为他走进洞窟，雇用人员清理洞窟中堆积多年的淤沙，踏踏实实做了大量的具体工作，只有清除淤沙，藏经洞的洞门才能显露出来。说偶然性，是因为王道士当初清除洞窟淤沙，不是为了要发现什么，而是为了保护洞窟，发现藏经洞完全是偶然的。雇敦煌贫士杨果为文案；冬春间抄写道经，以供发售，夏秋间，朝山进香者络绎而至，命杨于今第16窟甬道内设案，接待香客，代写醮章，兼收布施，登记入帐。光绪二十六年（1900）初夏，杨某坐此窟甬道内，返身于北壁磕烟锅头，觉有空洞回音，疑有秘室，以告圆禄，于是年五月二十五日半夜相与破壁探察，发现积满写卷、印本、画幡、铜佛等的藏经洞。三十二年，他于藏经洞所在之大窟前修建三层楼阁，有《重修千佛洞三层楼功德记》记其事。
可以说，无论什么人发现藏经洞都是一种贡献，都是一个了不起的重大发现。因为藏经洞的发现就预示着敦煌学的产生。王圆箓，发现了藏经洞同样有功，而不能视为过错。至于有人说应该在某个时代发现合适，那纯粹是一种主观主义的一厢情愿。试想，假若在十年浩劫中发现世藏经洞，其后果又怎样呢？
三、凭什么说“他是敦煌石窟的罪人”？
藏经洞发现之后，王道士尽了最大的努力，做了他应该做的一切。 不管是出于何种目的，他都一一向当地官方报告了藏经洞之事，小到敦煌县令，大到甘肃省学台，可是对藏经洞遭劫的命运无济于事。
首先，徒步行走50里，赶往县城去找敦煌县令严泽，并奉送了取自于藏经洞的两卷经文。王道士的目的很明确，就是为了引起这位官老爷的重视。可惜的是这位姓严的知县不学无术，只不过把这两卷经文视作两张发黄的废纸而已。
1902年，敦煌又来了一位新知县汪宗翰。汪知县是位进土，对金石学也很有研究。王道士向汪知县报告了藏经洞的情况。汪知县当即带了一批人马，亲去莫高窟察看，并顺手拣得几卷经文带走。留下一句话，让王道士就地保存，看好藏经洞。
两次找知县没有结果，王圆箓仍不甘心。于是，他又从藏经洞中挑拣了两箱经卷，赶着毛驴奔赴肃州（酒泉）。他风餐露宿，单枪匹马，冒着狼吃匪抢的危险，行程800多里，才到达目的地，找到了时任安肃兵备道的道台廷栋。这位廷栋大人浏览了一番，最后得出结论：经卷上的字不如他的书法好，就此了事。
几年过去了，时任甘肃学政的金石学家叶昌炽知道了藏经洞的事，对此很感兴趣，并通过汪知县索取了部分古物，遗憾的是，他没有下决心对藏经洞采取有效的保护措施。直到1904年，省府才下令敦煌检点经卷就地保存。这一决定和汪知县当初的说法一样，都是把责任一推了之。王圆箓无法可想，又斗胆给清宫的老佛爷写了秘报信。然而，大清王朝正在风雨飘摇之际，深居清宫的官员哪望能顾得上这等“小事”。王圆箓的企盼如泥牛入海，杳无音信。
1907年，斯坦因到来，他通过宗教精神的交流将王道士俘虏了。斯坦因说：“道士之敬奉玄奘，在石窟寺对面新建凉廊上的绘画有显明的证据，所画的都是一些很荒唐的传说……我用我那很有限的中国话向王道士述说我自己之崇奉玄奘，以及我如何循着他的足迹，从印度横越峻岭荒漠，以至于此的经过，他显然是为我所感动了。”
当时王道士把经卷卖给斯但因有三方面的原因：一是在长达7年的时间里，他多次求助官方予以重视，而且是逐级上报，但无人过问，致使他灰了心。二是为了完成他的宏愿，清扫洞窟，修建三层楼，架设木桥。三是唐玄奘沟通了他们的思想，斯坦因这个探险家追求事业的精神感动了他。因此他虽则思想极为矛盾，极不愿意外国人将这些文物带走，但在无奈的情况下，也只好让了步。
当斯坦因把敦煌文物宣传于全世界之时，当朝命官这才懂得了其重要价值，但他们不是考虑如何地保护它，而是千万百计窃为己有。因此，一时间偷窃成风，敦煌卷子流失严重，这是敦煌卷子自发现以后最大的劫难，后来连醉心于壁画的张大千也加入了破坏的行列。1910年清政府作出决定，把剩余的敦煌卷子全部运往北京保存。在运送的路途中，几乎每到一处都失窃一部分。即便"十年浩劫"中敦煌本地也曾有一捆捆经卷在抄家时被抄了出来，其下落可想而知。
大量经卷的散失，曾经使王圆箓感到非常痛心，因为藏经洞是他发现的，多年来在他保管期间从未发生过无故大量散失的事，官方如此掠夺，又如此贪心，使他感到极大的愤慨。所以，当1914年斯但因第二次到莫高窟后，王圆箓对他说了一段令人深思的话，《斯坦因西域考古记》是这样记述的：“说到官府搬运他所钟爱的中文卷子致受损伤，他表示后悔当时没有勇气和胆识，听从蒋师爷的话，受了我那一笔大款子，将整个藏书全让给我。受了这次官府的骚扰之后，他怕极了，于是，将他所视为特别有价值的中文写本另外藏在一所安全的地方。”在王圆箓看来，他宁肯把全部卷子卖给斯坦因完整地保存起来，或是由他自己保管，也不愿让卷子受此劫难…….
我们不能以一个完人的标准去审视王圆箓，只有把他放在当时的历史情境中去理解，才能得出客观公正的评价。敦煌文物的流失之痛和民族的文化悲剧绝不能归罪王道士——因为文化悲剧和民族之痛的主要原因在于政府官员的失职和文化强盗的无耻！那是历史对整个中国无情的嘲讽！ 一个普通道士算老几，他能够做主把文物低价卖给外国人么，说王道士没有看护好敦煌文物，那是可能的，但是，说他破坏了敦煌文物，那都是旧社会中不了解内幕的人们不敢和无证据去直接指责政府当局而把王道士当替罪羊的说法，其实，当时那些偷运和掠夺敦煌文物的外国人，不都拿着中国政府当局的护照和相关文件进来的么，有的还是中国政府当局派兵护送到敦煌的，王道士不过是个居住在敦煌中的很普通的居士，他有什么资格和能力去阻止那些文物流失情况的发生呢！由此可见，发生在19世纪末期和20世纪初期敦煌文物和破坏的主要原因，还是应该是当时中国国内政局混乱和军阀乱来所致，就像孙殿英为自己军队集军资就开挖清朝坟墓的那样，就像中国历史上改朝换代的历朝历代的战乱，都造成了文物书籍的大量破坏厄运的那样。
敦煌千古事，苦乐谁心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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