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辉认为，吴福辉所作的这项调查，固然反映了当代青年阅读趣味的改变，却也从另一侧面论证了小说《家》指向的丰富性。“《家》以成都这个城市为背景，小说中记录了不少成都民俗和市民的生活细节，其主要情节还是年轻人的婚恋故事。因此，读者才会对小说类型产生各种定论，都市小说、市民小说、通俗小说不一而足，这正是巴金文学丰富性的体现。”周立民教授认为，青年学子对小说《家》的艺术性有所低估，与这两年学界对于左翼文学的忽略和研究不够有关。“鲁迅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最早被经典化的作家，其作品早已完成了经典化，但巴金和茅盾的作品却尚未走完这一过程。”

对于出现的“巴金作品的经典魅力将随时代变化有所消退”的说法，吴福辉在讲座中也透露了他的个人观点。他认为，“走出家”其实是人类一个永恒的主题。“在时代变迁的过程中，个人走出家庭的原因确实会有所变化，唯一不变的却是，人们在寻求个人价值的过程中融入人类进步洪流的愿望。文学上的先锋和常态随着时代变化会相互转换，当年的先锋确实会成为当下的通俗，但巴金小说的意义仍将指向未来。”

关于《家》 坎坷首次发表险遭腰斩

吴福辉并非巴金文学研究专家，但却是巴金文学的忠实读者，也是巴老创立中国现代文学馆的见证人。他在讲座中透露，小说《家》首次发表险遭腰斩。

《家》原是巴金于1931年4月18日开始，为上海《时报》创作的连载作品。不料在1932年初，小说写到瑞珏难产而死时却遭到报社停载。此后，因为巴金向报社表示愿意放弃稿费收入，停载两个月之久的《家》才得以继续发表，直至1932年5月才全篇连载完毕。

对于小说《家》首次发表险遭腰斩的原因，文学史上列举的原因有二：一是小说连载期间恰逢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事变，报纸需要大量版面刊载时事新闻，故而停发连载小说；二是由于《时报》编辑抱怨小说《家》写得太长，不愿予以续载。吴福辉却对此提供了新说。他例举道，张恨水于1927年至1932年间在北京《世界日报》连载《金粉世家》共100万字，1930年在上海《新闻报》连载《啼笑因缘》共30万字，其长度都不在《家》之下，时间跨度也都涵盖了当年的战争局势，却都没有遭遇停载，可见上述两条缘由是站不住脚的。“真正的原因可能是，当时的小报读者都是市民阶层，他们确实不太爱看《家》这样的小说。”

有意思的是，就是《家》这部在首发期间险遭腰斩的作品，1933年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了单行本后，到1950年前后已重印了33次，成为当时最畅销的小说。“这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是空前绝后的，就连鲁迅先生的《呐喊》当年都没有如此巨大的发行量。而张恨水的《啼笑因缘》连载期间虽然广受欢迎，单行本出版以后却才重印了20版，根本难望《家》之项背。”据吴福辉的分析，小说单行本之所以畅销，与当时新文学的读者群体有关，“他们和小报读者完全是两类人，多数都是当时的五四青年。”也正是《家》这部小说，促成了大批革命青年走出家庭赶赴延安，“他们在离家时也许什么都没带，却带走了巴金的这本小说。”

文学进入了21世纪，小说《家》的读者也已历经几代。吴福辉为此作出粗略统计，认为《家》可谓是中国新文学作品中出版数量最高的小说，“其单行本大约已经发行了1000万册。” （干琛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