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1904－　　），原名李尧棠，字芾甘。现当代著名的小说家、散文家、翻译家、编辑家。
　　巴金出生于四川成都一个封建官僚家庭，“有将近二十个长辈，有三十个以上的兄弟姊妹，有四五十个男女仆人”。他从小目睹了封建家族制度的腐朽罪恶，因此反抗的火焰早已在幼小的心灵里点燃。“五四”运动后，巴金受新思潮的影响，积极参加反封建的社会活动，并于1923年勇敢地冲出了“象牙的牢笼”，离家到上海、南京求学，接受了大量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1927年，巴金怀着向西方寻求真理的理想，赴法国留学。法国大革命的伟大史迹和卢梭等人的民主主义思想，在他心中重又燃起了反抗专制统治的“那股不能扑灭的火”。于是，巴黎圣母院的钟声陪伴着他开始处女作《灭亡》的写作。巴金从此开始了他追求朴素、自然、真挚风格的漫长而绚丽的创作生涯。
　　巴金从1927年开始创作以来，除了十年浩劫，他从来没有停止过写作。解放前，他写了《爱情三部曲》（《雾》、《雨》、《电》）、《激流三部曲》（《家》、《春》、《秋》）、《憩园》、《寒夜》等二十多部中长篇小说，七十多篇短篇小说及大量的散文、随笔，翻译了十几部世界名著。其中影响最大的还是小说创作，特别是在中长篇小说里，巴金所创造的“青年世界”，是现代文学画廊里最富魅力的一部分，为现代文学史作出了不可替代的卓越贡献。建国后，巴金除了长期担任上海作协主席、全国作协主席等职务、主编《收获》以外，还以饱满的激情深入生活，他两次赴朝鲜战场，多次下农村、进工厂、出国访问，创作了大量歌颂新生活、新人物，歌颂中国人民同世界各国人民友谊的散文作品。“文革”后出版的《随想录》，反思深刻，胸襟坦荡，在娓娓絮语中把心交给了读者，再现了作者热爱祖国、追求光明的赤子之心，深受读者热爱。
　　六十年来，在作品中坦诚地记叙描写自己的生活经验，表现自己对生活的理解和追求，爱国、进步、热情、正直，是巴金一贯的思想。在他那里，生活与艺术，人品与文品，是统一的。“不说谎，把心交给读者”是巴金为人为文的一贯原则。加上他又总是用饱满的激情去描写青春，讴歌青春，所以在现代文学史上他受到众多青年读者喜爱，成了青年所信赖的朋友。巴金说他的书不是革命的书，但事实上不少人读了他的书而走上了革命的道路。正如屠格涅夫评赫尔岑的书所说的“它像一团火似的在燃烧着，也使别人燃烧”。巴金自己也说：“我一刻不停止我的笔，它点燃我自己，到了我成为灰烬的时候，我的爱、我的感情也不会在人间消失。”
　　《家》成书于1931年，在《激流三部曲》中成就最高，影响最大，是巴金的代表作。它既是一个对罪恶制度的控诉，又是一曲对叛逆者青春的赞歌。巴金说：写《家》的目的，是充满勇气地“来宣告一个不合理的制度的死刑。我要向一个垂死的制度叫出我的 I accuse （我控诉）。我不能忘记甚至在崩溃的途中它还会捕获更多的‘食物’：牺牲品......我要为过去那些无数的无名的牺牲者‘喊冤’！我要从恶魔的爪牙下救出那些失掉了青春的青年”，“我最后还要写一个叛徒，一个幼稚然而大胆的叛徒。我要把希望寄托在他的身上，要他给我们带来一点新鲜空气”。本着这样的创作目的，巴金在《家》中，通过对封建大家庭的腐败和糜烂生活，控诉了封建制度的黑暗和罪恶，反映了青年一代的觉醒，歌颂了他们的反抗精神，批判了“不抵抗主义”和“作揖哲学”。
　　《家》在结构艺术上以觉慧和鸣凤，觉新与钱梅芬、瑞珏，觉民与琴等几对青年的爱情故事为情节发展主线，把典型形象和众多的人物全面交织，展示了高公馆必然衰亡的命运。《家》中写到的人物有六七十个之多，但最典型的人物是高老太爷、觉慧和觉新，他们是三种人物的代表。
　　高老太爷是高公馆封建宗法统治的君主，他专横、衰老、腐朽，表面上道貌岸然，骨子里肮脏无耻、凶残荒淫，他像幽灵似的无处不在，《家》里所发生的一系列悲剧，都直接、间接地和他有关。他掌握着全家的经济大权，推行着“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制度，用礼教的绳索规范着子孙的言行，但终于他“万恶淫为首，百善孝为先”的家训，被他自己的淫乱行径所戳破。高老太爷的这种罪恶为儿子克安、克定所效法，乃至在年青一代（孙辈）面前闹出了一幕幕丑剧。小说通过高老太爷这个封建统治者、卫道者丑恶嘴脸的描绘，暴露了他的罪恶本质，控诉了封建家长和旧礼教对于人的青春、爱情、生命的摧残，揭示了封建家族制度崩溃的必然性。
　　觉慧是高家这个黑暗王国里“一个幼稚而大胆的叛徒”。“五四”思潮的冲击，使他最早觉醒，他痛苦地感到“家”像沙漠，是一个“狭小的笼”，他要冲开这四周无形的栅栏，不做高老太爷所希望的“绅士”，也不愿像大哥觉新那样忍受下去，他“要做自己的主人，把自己的幸福拿过来”。他热烈追求新思想、新事物，他敢于违抗爷爷的旨意，以极大的热情投身于社会革命活动；蔑视等级制度和旧礼教，大胆地爱恋着仆女鸣凤；他同情下人，并喜欢和他们一起玩；和二哥出去从不坐轿，因为他不愿再过寄生生活；厌恶“家”，认为这个“家”总是要腐败下去的，他不能再住下去；鸣凤的死，使他愤慨，认为“杀死鸣凤的凶手是我们这个家族和我们这个社会”；梅表姐的死，使他化愤慨为力量，于是他帮助二哥抗婚，劝说大哥觉醒；长辈们的丑闻，更增加了他抗的勇气；大嫂的死，成了他与“家”决裂的导火线，使他终于冲出了封建牢笼，勇敢地奔赴光明的道路。觉慧的道路目标尽管还不十分明确，却鼓励了和他相同经历的青年人，给了他们反抗封建专制和礼教的勇气与力量。因此，觉慧形象深刻地反映了被“五四”思潮所唤醒的年青一代的时代特点。作者热情歌颂了他的叛逆精神。

　　觉新，既是这个封建大家庭的受害者，客观上又是旧礼教的维护者。“五四”的新思潮，使他头脑清醒地认识到夺去他青春的“是整个制度，整个礼教，整个迷信”，可言行上却又屈服投降，逆来顺受。这是因为“孝”的枷锁，长房长孙的特殊地位，家业兴衰的重任，已把他生命的活力和棱角消磨殆尽，使他成了一个“读新书，过旧生活”的人。他奉行“不抵抗主义”，“作揖哲学”，只求大家相安无事，家道振兴。作者把觉新放在充满矛盾的环境中，怀着深切的同情和批判态度，描写了他的矛盾性格：他善良忠厚，内心深处郁积着个性自由的渴望，从而同情新生力量，但行为上却又屈从于旧势力，如阻止觉慧参加学运，支持爷爷为觉民包办婚姻，客观上助纣为虐；他一面为高家的衰落而悲哀，一面又为高家的叛逆者筹款送行；他是封建家庭的孝子贤孙，更是封建礼教的牺牲者：他自己的理想破灭，梅表妹悒郁而死，妻子瑞珏临产丧生，儿子海臣夭亡，血淋淋的事实，痛苦地煎熬着他的灵魂。可以说觉新的悲剧，既是一个性格的悲剧，又是一个生活、社会的悲剧。觉新的形象，启迪读者认识到：面对封建社会的压迫，忍辱、妥协、懦弱、苟安，不但丝毫得不到旧势力的让步和宽容，反而只会害人又害己；只有通过不断的斗争，才能取得真正的自由和幸福。
　　觉新的形象极为本色地表现出了一个旧家族的长子在历史转换时期的尴尬位置。长子在中国文化中是一个极为特殊的身份。他有获得家族继承权的优先权利，又负有确保家族平安发展的伦理责任。在礼教中国，他们同时又是封建礼教的坚强护卫者。但在封建制度趋向瓦解的时代，他们的精神也发生裂变。他们并不厌恶新思想，甚至还怀有高度同情，但他们又无法摆脱长子责任的重负，在行动上又不断向旧势力妥协，不自觉地做了旧势力摧残人性的帮凶。尽管他们一次又一次为妥协带来的恶果而忏悔，但是又不能义无返顾地走向反叛，这样，他们便一直生活在良心的自责中，成了新时代的“多余人”。在现代文学史上，有一些“高觉新型”的“长子群体”，比如《四世同堂》中的祁瑞宣等，但以高觉新最为典型。
　　作为一部家庭小说，《家》在艺术上借鉴了《红楼梦》的写法，但与《红楼梦》不同的是《家》在叙事中毫不掩饰主观情感的介入，将对礼教控诉与客观叙述结合起来，以倾诉的姿态去感染读者，体现了“青春型”创作的艺术气质。
　　在1946年发表的长篇小说《寒夜》里，巴金将家纳入普通的平民生活，把生存压力与家庭伦理冲突结合起来，写出了在险恶的社会环境中，“小人物”家庭的脆弱，从而将家庭小说变成了艰难时世的平民史诗。
　　尽管《寒夜》暂时中止了对旧家庭的清算，但仍然保留作者对家庭的黯淡记忆。家不仅没有变成劳碌人生的栖息港湾，反而成了充满烦恼的是非之地。婆婆汪母一方面仗着长者的地位，另一方面也仗着她来到汪家属于“明媒正娶”的历史，不停地向没有坐八抬大轿就进入汪家的儿媳曾树生发难，婆媳之间一直处在家庭冷战中。这里婆媳之间的矛盾不仅包含了旧式婆婆和新式儿媳在价值观上的冲突，同时也包含了两代女人为争夺一个男人的情感而进行的搏斗。曾树生与汪文宣自由恋爱相亲相爱，这使视儿子的爱为惟一的汪母的母爱受到了挑战。因为在汪母看来，汪文宣对妻爱的接受就是对母爱的冷落，因而，她便以一种变态的防卫、刻薄的嫉妒瓦解儿媳之间的情感，母爱的自私给家庭蒙上了阴影。汪文宣在此时再次表现出中国长子的软弱。他挤在两个女人的夹缝中，一方面不愿伤害受气的妻子，另一方面出于孝心又不能阻止母亲的过激行为。于是既不能得到妻子的理解，也不能讨得母亲的欢心。家常常让他觉得精疲力竭。
　　当然，巴金在这里并不只是从家庭伦理学的角度写家庭成员的角色冲突。他同时也注意到了日益恶化的生存环境对家的摧毁。在《寒夜》里，到处出现失业、流浪和贫困，“小人物”汪文宣挣扎在死亡线上。这个科班出身的大学生曾有过校园里的浪漫理想，现在却为了一个小职员的位置而失去了所有的锐气，他平庸、怯懦，但最终仍未能保住饭碗。生活的重压使他精神耗尽，疾病缠身，终于在抗战胜利前夜忧愤而死。家的解体实际上是从曾树生的出走就开始了。这个依然美丽而又充满活力的女人，在生活中却充满了苦闷。她是一个完美主义者，但她面对的生活却是残缺的。生活的贫困，丈夫的疾病与怯懦，使她深感压抑和厌倦。因而，当年轻富有的陈经理向她频频进攻、不断诱惑时，她终于在抗拒与惶惑中离开了丈夫。曾树生的出走显示了生存危机对情感世界的磨损。在婆媳之战中，曾树生可以用明达事理的姿态去退让求全，但是当物质生活受到威胁时，同甘共苦的情谊就变得脆弱起来。然而，物质生活也未必能够给人带来永久的安宁。当曾树生认识到自己只是一个“花瓶”的角色时，她的内心充满了无奈的痛苦。结尾时，曾树生只身回到汪家旧居，看到人去楼空，她的孤单和凄凉加剧了，夜晚因此显得更加寒冷。曾树生的命运表明在灾难与贫困中，小人物挣扎的无奈与徒劳。
　　与《家》不同的是，巴金在《寒夜》里的叙事更加冷静和客观了。在《家》中，他让一个大胆的叛徒出走给黑暗王国带来一线光明，但在《寒夜》里，曾树生的逃离与出走并没有能完成个人的自救，而汪文宣也在对死亡的明确预感之中死去。这一切都大大加深了小说的悲剧主题。巴金善于将诗情引入小说，但《家》是率直的抒情，《寒夜》是含蓄的流露。一方面，叙事人以同情者的姿态将体验融汇在叙事过程中，另一方面，又利用清冷凄寒的寒夜氛围，烘托悲剧气氛，使《寒夜》充满了带有悲怆意味的诗化叙事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