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胞弟推开“家”门
中国文联网讯 如果少年时代你也曾在昏黄的灯光下,读过巴金的作品,为《家》、《春》、《秋》中那些青春的生命哭过、笑过、痛过,那么巴金和他笔下的“高家”无论如何都将是你阅读生命里一个无法绕过的记忆。2003年11月13日,在巴金老人即将度过自己的百岁生日时,记者来到
宁夏人民出版社位于银川市前进街的职工住宅楼里,拜访巴金91岁的同胞弟弟李采臣。傍晚的窗外,一场冬雾不邀而至,不知道老人清亮的眼神能否穿过这雾蔼——推开历史之门。
我的哥哥,我的家
时光回溯到1923年,成都北门双眼井李家长房19岁的男孩子李尧棠乘船从长江出川,离开闭塞的家乡来到上海。这个后来笔名巴金的男孩子一路走进了中国的文学史,有无数的热血青年因为阅读了他的《激流三部曲》而走向革命的道路。“文革”以后,巴金又因为“说真话”的《随想录》而赢得人民更普遍的崇敬。今天,百岁高龄的巴金是中国现代文学大师中仅存的一位。
当年巴金离开家时,只有10岁的李采臣一想到哥哥能到上海去上学了就欢欣鼓舞。巴金有同胞两兄、两姊、两弟、三妹,李采臣是5个男孩中的老四。李采臣没有料到10年后的1933年,自己会追随哥哥的足迹,到上海求学,并追随巴金在中国的出版史上写下了一笔。
因为巴金用自己的家庭作原型写小说,记者在采访时问起李老,那些书中有没有他的影子?他告诉记者,没有!大概是因为巴金离开家乡时自己才10岁,“没什么可写的。”时隔将近一个世纪,他还清楚地记得自己和兄弟们每天到家中的私塾上课的情景。那时,他们的大哥李尧枚(《家》中觉新的原型)还没有去世,在大哥的呵护下,李采臣生活得无忧无虑。大哥当时似乎曾有意培养他的商业才能,希望他长大后能分担一些家庭责任。每次帮大哥做完事,大哥都会给他一张戏票,让他去看京剧。这培养了李采臣一生对京剧的爱好。解放后,在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工作时,每个周末的联欢节目中,他都要给爱京剧的同事们拉拉二胡、敲敲鼓,还要唱上一段。那时大哥还着意培养过他学照相。聪慧的大哥是他们这一辈接受新思想的启蒙人,经常买不少新书给家人看,还在兄妹中成立学会、办杂志,带着兄妹们演新剧,他自己还反串演过时髦女郎。弟妹们对大哥都非常敬爱。这样一个哥哥,却为了维护旧礼教在1931年春天自杀,给他的家人留下了将近一个世纪的悲痛和思念。直到今天,李采臣还认为大哥是对自己影响最大的人。
远在上海的巴金关注着留在家乡的弟妹们,一直保持着书信来往,李采臣也经常给巴金写信要哥哥寄一些自己的译作给他看。1929年,巴金译完了克鲁泡特金的《我的自传》,出版时曾在序里写明这本译著是送给李采臣的。
兄弟三人行
大哥去世后,家景衰落,为了求学,李采臣于1933年来到了上海,1936年,他进入了巴金主持的“文化生活出版社”发行部工作。此后的岁月里,他追随巴金开了20年书局,1958年到宁夏人民出版社工作,1976年退休后一直在银川颐养天年。
1935年成立的“文生社”是吴朗西等创办于上海的小书店,以在日本的巴金的名义编《文化生活丛刊》,后来巴金回国加入。“文生社”的宗旨是:“我们不谈文化,我们也不想赚钱,然而我们的《文学丛刊》却也有四大特色:编选谨严,内容充实,印刷精良,定价低廉”。由于经营的目的不在赚钱,所以巴金和几个发起人一直参与工作却不拿工资。“文生社”的这种作风,给当时以牟利为风尚的出版界吹来一股新风。因为只出版进步书籍,出版社遭遇了大大小小的灾难,有才华的散文家陆蠡甚至遭到日本宪兵队的毒手,献出了生命。李采臣和巴金的安全也受到很大威胁。抗战胜利后,“文生社”每次开会,国民党的特务都会在门口给他们“放哨”。这段经历把李采臣锤炼成了一个合格的出版家,也让他和当时的文化大家叶圣陶、李健吾、张天翼等过往甚密。
1949年,在李采臣的建议下,巴金开办了以翻译介绍苏联与旧俄时代的著作为主的平明出版社,直到1956年公私合营。当时,巴金任总编辑负责推荐作品,联系作家和工厂跑业务的只有李采臣一个。在李采臣的经营下,“平明”以出书快、重视编辑工作的特点在出版界声誉鹊起,加上巴金的声誉和作风,“平明”吸引了众多优秀的翻译家。卞之琳不惜和领导闹翻,也要把稿子抽回交给平明出版社出版。焦菊隐表示“十分愿意尽微薄之力帮‘平明’,以后有稿子当尽先选好的送‘平明’”。在“平明”,李健吾翻译了托尔斯泰的戏剧集5本、屠格涅夫的戏剧集5本,叶君健翻译了安徒生童话全集,傅雷重新翻译了《约翰克利斯多夫》。
在巴金和李采臣从事着出版事业的同时,他们的小弟弟李济生也一直和他们在一起。
“把开明出版社办到宁夏来”
1958年,李老带着爱人和4个孩子支宁来到宁夏人民出版社工作,此后又在宁夏日报工作多年。文革中,他掏过粪、养过羊,还“陪斗”过一次。现在想起来,似乎当时是有好心人把李老保护了起来,因为有一次游街,给李老戴的高帽子都做好了,游街前帽子却不翼而飞,让李老躲过了一劫。李老一家那时却顾不得寻找这位好心人,和远在上海的巴金一家人一样,能在这场风暴中战战兢兢地活下来就不错了。
李采臣的长子李国炘8岁时来到宁夏,他清楚的记得在上海生活时,他们家人和李济生家人每个周末都要到巴金家去聚会,家人那么和睦,婶婶肖珊是那么善良。“文革”期间,当他串联回到上海时,巴金家早被查封。此后,两家人音讯断绝。十年生死两茫茫,直到1973年,李采臣的爱人回到上海探望巴金,才知道肖珊已经故去……
饱受磨难的李采臣老人很不愿意提起这段往事,他告诉记者,李家人都不愿意重提旧事,“我们只希望给国家做点事情!”
李老更愿意谈出版事业。1976年他在宁夏人民出版社退休,1978年他被聘为出版社业务顾问。从此他忘了自己已是花甲之年,南下上海,北上北京,给宁夏人民出版社组来冰心、李健吾等著名作家的许多好书稿。宁夏人民出版社也得以出版了巴金的4部作品。其中巴金回忆故人的《怀念集》就是巴金一篇篇寄给李老,再由李老转给编辑的,版权也授给了宁夏人民出版社。其后两次重版再印,李老收集齐了巴金全部怀念故人的文章,二次重版时,李老干脆自己出任编辑。他告诉记者:“因为我了解巴金,我才敢编他的书。”出版巴金的杂文集《没有神》时,富有出版经验的李老本想直接用《巴金杂文集》这个名称来保护版权,却最终因故没有用,宁夏人民出版社因此失去了宝贵的独家版权。1994年该社出版了李济生的随笔集《记巴金及其他》,书中内容大多与巴金有关,可算是为研究巴金的专家们提供了一份真实可靠的资料,巴金三兄弟曾与叶圣陶、李健吾、张天翼等文化大家过往甚密,书中记载的不少文坛往事也就尤显珍贵。今年,宁夏人民出版社又重版再印此书向巴老遥祝寿诞。
此间,李老曾有过一个庞大的计划:由他出面联系那些旧朋友、老作家,在宁夏人民出版社重印“平明社”、“文生社”出版过的书籍,以解决该社没有翻译名著版权的问题。作为民进宁夏区委会第一届的副主任委员,他还曾到北京联系,希望能由民进宁夏区委会在宁夏开办开明出版社的分社。因种种原因,这些计划最终没能落实。
坐在前进街简朴有些清贫的家中,他告诉记者,1995年,他到上海组稿时,最后见过哥哥巴金一面。现在他和86岁的弟弟李济生都算是身体健旺,希望哥哥也能顺利跨越百岁寿诞。11月10日,他率5个子女给巴金发过贺电,侄女李小林13日来电话说已经收到了。
环顾这个普通民宅,没有值钱的家具,没有奢华的用品,触目所及都是巴金的作品,水泥窗台上一个巴金的头像肃穆地注视着这个家庭。李老到现在还自费订阅着十几种报纸,旧报纸都由他自己动手打包,整整齐齐地叠在过道里。
已经四世同堂的李老有5个子女,大女儿在甘肃平凉工作,二女儿在隆德工作,三女儿从银川糖厂退休,长子从宁夏新华印刷厂退休,小儿子自己开了个小理发店。老伴去世后,李老一直和长子生活在一起。作为巴金的家人,他们从没宣扬过自己的身份,没有利用巴金的影响牟取过利益,只是安安静静地本分做人,努力工作。记者问李国炘的儿子李治,看不看巴金的书?李老笑着说:“他不爱看书,可他在新华印刷厂工作很努力,能为国家做点有益的事情,我很满意!”(陈华)
来源 新华网宁夏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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