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高等*终于批准我母亲可以带上我和小弟出国讲学。这年夏天，我们一家人到上海小住，看朋友，也置办点行装。母亲又能见到被我们小辈叫做陈阿姨的萧珊（学名陈蕴珍笔名萧珊）了。母亲说她认识陈阿姨，还是通过巴金在信上介绍的。那时我还不了解，这位开朗的陈阿姨在中学时就参加过学生运动，并被校方开除过。后来她上了西南联大，和我母亲成了同学，也成了好友。

在上海的一周里，我们住国际饭店，常常出入巴金家。两家主妇一到一起就聊个没完，谈孩子，谈旧友，谈衣服。印象里，陈阿姨说话时闪烁一双饱满的亮亮的大眼睛，一会儿跟我母亲说普通话，一会儿转身说一口脆脆的上海方言。那时她好像已在上海作协做点事，她曾带我们到那里小坐，喝过茶。那时反右尚未开始，距离“*”还有十年，在我年幼的心里，那是一段阳光和煦的快乐日子。刚刚认识的小伙伴们都爱在草坪上玩儿，几个女孩，有我姐姐、南南姐姐（靳以之女）、小林和我。那时社会上对大家穿衣的事也还没太多限制，也许是在南京路上，也许是在淮海路上，有陈阿姨在场做参谋，我添了一件双排扣的绿呢子短外衣、一件带拉链掐腰的洋红呢子短大衣、一件胸前有手织图案的短袖白衬衣。那条宝蓝色底、环形小方块图案的腰裙，一年后它变短了，我还是爱穿，一直穿到回国。

临走的一天，我们一家又到巴金家做客。在武康路113号，吃罢了饭，我穿过大客厅走出通向庭院的门去溜达。饭前，两家人在庭院草坪上照了相，准确地说，那张照片是在一出这扇门，下台阶的地方拍的。我父亲摄影，我母亲和陈阿姨带着我们姐弟三人，笑眯眯的巴金站在一旁。我特别喜欢他们家门廊下长长的晾台，那儿摆了几把藤椅，圆桌上散放了一堆图画书让我们小孩随便翻，我挑了一本，面朝草坪便很快入迷地阅读起来。姐姐什么时候入坐在我的右侧，我的对面又来了陈阿姨坐下，我都没觉察。以至于父亲抓拍这张照片时，我的半张脸颊还埋在齐耳的短发里。事后看照片，陈阿姨白衣黑裙，背靠着藤椅，又像在凝神，一副安逸而满足的样子。这也是我对陈阿姨的最后记忆，后来再没机会见到她。她帮我挑选的那些好看衣裙，今天都荡然无存。

正是1956年的那一天，陈阿姨曾对母亲说：“想在草坪上为李先生安装一个可以看书休息的白色吊椅。”我母亲后来总记着这句话。

在1960年我上中央美术学院附中求学前，曾读过萧珊翻译的俄国小说，普希金的，也有屠格涅夫的。它们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我的少女时代。

1972年，陈阿姨历经种种冲击之后，一次被铜头皮带打了，身体越来越坏。当年夏天，她在理想花园的幻灭中去世，享年五十二岁。

六年后，巴金在《怀念萧珊 》一文中回忆道：“她患了病，得不到治疗，也因为她是我的妻子。直到逝世前三星期，靠开后门她才住进医院。但是癌细胞已经扩散，肠癌变成了肝癌。”

我依稀记得，小棠(小棠，巴金的之子，李小棠的小名儿。)曾从插队的安徽乡下到南京我们家小住了几夜。这时小棠已不再像1956年时那样“有一双跟他妈妈一样明亮的大眼睛”，眼神变得忧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