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说，巴金是以灵魂，而不是以技巧写作的作家，因此，有人总是瞧不起他的语言驾驭能力，但是，却没有人怀疑他的热情，他的真诚以及良知，他因此被称为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良心。也因为他是富于良知的，所以，生活在风起云涌、灾难深重的二十世纪中国，他又是痛苦的，他说，我的灵魂为着世间的不平而哭泣着，这几乎是他百年人生的集中写照。

　　心灵惟其博大而悯世，所以总是苦痛着的。巴金因为看到许多不合理的世态，耳朵里听不惯民众的苦痛呼声，因此，他的作品总是感着人间的罪恶而苦恼，为着全人类的不幸的命运而痛哭；而且他的作品，又总是给人带来一种伟大的心情，一种向光明走去的心情。作为20世纪中国文化及社会命运的见证人，在寻梦、反思及批判中徘徊，在人间真诚地行走，穿越世纪，见证沧桑，让我们感到，生命竟然可以如此厚重，又如此清新而透明。

　　本来，他的生命投胎在当时一个官僚地主家庭，是他的幸运；但是，他却又生不逢时，生活在一个离乱的时代。当他初省世事，是在二三十个所谓上等人和二三十个所谓下等人中间，度过了童年，在富裕的环境里，他接触了听差、轿夫们的悲惨生活，在伪善、自私的长辈们的压力下，他看到了稚嫩的灵魂被扭曲，听到年轻生命在重轭和轮的辗痕之下的痛苦呻吟。

　　他的小说《家》，表现的就是这样一种生活环境，同时也是旧中国社会的缩影，这便奠定了他的人生基调。在巴金的心灵深处，一直隐藏着一种赎罪的心情：老一辈的罪过，要由我们去偿还。从今后，我们就应该牺牲一切幸福和享乐，来为我们这一家，为我们自己向人民赎罪，来帮助人民。这种救赎之心，伴随他的生命，直到终点。

　　虽然巴金在人生奋斗中，也曾经有过物质生活上的艰难。他因以勤工俭学底名义到了法国后，便在一个平民底拉丁区内，嚼着冷硬的面包、忍耐着寒苦，一直过了两三年这样下贱人的生活；就是回国后，也仍然在书店当外文校对职务。但实际上，他的深刻的痛苦还是来自精神上，来自心灵深处。

　　他在《复仇》序里面说道：在白天里我忙碌，我奔波，我笑，我忘记了一切地大笑，因为我戴了假面具。在黑夜里我卸下了我的假面具，我看见了这世界的面目。我躺下来，我哭，为了我的无助而哭，为了看见人类的受苦而哭。因为他看到太多社会的不平和罪恶，看到太多的生命被戕害，正如他的《激流三部曲》所反映的，就是要把人从传统社会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不公正和不合理的秩序中解放出来。

　　所以，如果把巴金当作文学大师，也许是一个美丽的误解，因为他的文字似乎还欠火候。而他始终崇拜的是革命家，他的理想本来是做一个改天换地的巨人，做一个以正义原则和自由精神重新整理地球秩序的英雄。即使他的理想是不具体的，而且还带有无政府主义的浓重色彩。但不能否认，在文学大师的虚有光环下，他其实是一个热情磅礴的思想战士，是一个用灵魂来发出呐喊的思想启蒙者，起码对那个时代的青年是如此。

　　从现在的眼光来看，巴金的不平凡，更表现他作为一个时代忏悔者，令人无法忘怀。在十年动乱刚刚结束，拨乱反正的阻力仍然很顽固，而他作为一个思想先行者，用整整十年时间，割裂自己的伤口，一鞭一条血痕地解剖自己，以此来引发整个民族，来共同反思曾经的噩梦。他的一部《随想录》，就是一部遗嘱般沉重深刻的忏悔录，至今读来，仍让我们发聋震聩，引人深思。

　　他说，我明明记得我曾经由人变兽，有人告诉我这不过是十年一梦。我的心还在发痛，它还在出血，但是我不要再做梦了。奴隶，过去我总以为自己同这个字眼毫不相干，可是我明明做了十年的奴隶。我就是奴在心者，而且是死心塌地的精神奴隶，这个发现使我十分难过；我的心在挣扎，我感觉到奴隶哲学，像铁链似的紧紧捆住我全身，我不是我自己。

　　因此，有人说，二十世纪中华民族的精神史，因为有了以巴金为代表的这种求真意识、忏悔意识，而到达了新的高度；也因为有这些知识分子的忧患感，使民族保持自省、自新，和获得继续前行的动力。

　　柯灵曾将巴金的生平，归结于两个字：一个是真，思风发于胸臆、言泉流于唇齿，笃实坦荡，表里如一；一个是爱，爱祖国爱人民、爱自由爱正义、爱一切美好和崇高的事业。巴金的精神力量就在于真实、简单，始终表达着良心。如果让我来概括，我觉得，还应该加上一个苦字，因为这个字贯穿了他的一生，对社会、对人生，他苦苦思考、追索或者忏悔，甚而发出痛苦的呐喊。

　　人们一致认为，巴金是中国二十世纪知识分子的良知，是满载着世纪苦难的心灵。他有过苦闷，有过失误，也不断被误解，但他走得很执着，因为有良心在掌握着他生命飘摇的帆，让他不至于在重雾中迷航。而只要社会还要蹒跚而前行，只要文明还要薪火相传下去，他痛苦的思考，和始终不泯的良知，还会闪烁出先知般的光芒，把我们的前路照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