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文汇读书周报    作者:李存光

　　前些日子读到孙玉蓉《季羡林与天津〈大公报·文学副刊〉》(《天津日报》，2007年6月10日)，文章在谈到季老上世纪30年代初在清华读书期间发表文学书评时，披露了一个重要信息:“他在广泛阅读的基础上，又连续写了几篇书评，发表在副刊上。

 
 
 
 
如1933年8月下旬，他先后写了臧克家的诗集《烙印》和巴金的长篇小说《家》的书评，分别发表在9月4日和11日的《大公报·文学副刊》上。这两部被评论的文学作品集，都是最新出版的书，因此，他的评论也是最及时的。”

　　上世纪80年代初，我编选的《巴金研究资料》“介绍、评论、研究资料目录索引”中，收入了这篇署名“羡林”的书评，这篇文章当是最早谈《家》的专文。当时，我并没有把文章作者“羡林”与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教授季羡林联系起来。

　　《家》是巴金的代表作和现代小说的经典之一，我一直想搞清楚第一篇评论这部小说的作者的真实姓名和身份。1989年初，我查阅新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作者笔名录》，未查到“羡林”；翻到“季羡林”条也无他使用“羡林”笔名的记录。90年代末翻阅24卷本《季羡林文集》，书中亦未见《大公报·文学副刊》这篇文章。2005年10月17日巴金逝世后，读到病中的季老在《人民日报》发表的《悼巴老》，文中说:“我在清华读书时，就已经读过他的作品，并且认识了他本人。当时，他是一个大作家，我是一个穷学生。然而他却一点架子都没有，不多言语，给人一种老实巴交的印象。这更引起了我的敬重。”也未谈及曾写过评论巴金作品文章的事。因此，我确认“羡林”是一个未知身份的评论者的笔名。

　　《家》最初以《激流》为题，1931年4月18日至1932年5月22日连载于上海《时报》，1933年5月改题《家》(激流之一)，由开明书店印单行本。《家》的广泛传播是单行本出版以后才开始的。因此，羡林评《家》文章的意义就不仅在于“及时”，而在于它是迄今所知第一篇评《家》的专文。孙玉蓉同志证实这篇文章的作者是季羡林，那么，季老便是第一位专文评论《家》的人。

　　羡林的文章主要着眼于现实的社会意义谈《家》。作者对《家》的出现所显示的巴金的变化的喜悦，对《家》使众多知识青年感到“亲切”缘由的揭示，对毅然脱离家庭的叛徒觉慧“指给我们的路”的意义的阐发，至今对我们解读作品仍不无启迪。二十五年前我编《巴金研究资料》时，由于资料篇幅有限，而谈《家》的文章又较多，因此，在最早评论《家》的文章中，只全文收录了闻国新发表于1933年11月7日北平《晨报·学园》的文章。现在看来，当时真不该吝惜千把字的篇幅，以至留下了一个遗憾。

　　那么，24卷本《季羡林文集》为什么没有收入《大公报·文学副刊》这篇文章呢？孙文做出了合理的解释:“文人学者悔其少作是常有的事。然而，季先生是个例外。他说:‘我是不悔少作的。我认为，一个人既然舞笔弄墨，就应该对读者敞开大门，让他们尽可能地多了解自己。穿开裆裤挂屁股帘的形象，也不怕公之于众。’既是这样，就说明这些作品的被‘遗弃’，不是因为悔其少作，而是由于没有及时查找到的缘故。”因而，我也同此文作者孙玉蓉一样“真诚希望今后出版《季羡林文集》补编的时候，能够将这些作品收入书中。”

　　此外，还应该特别感谢孙玉蓉同志，谢谢她解决了巴金《家》评论史上的一个重要疑案。

　　1934年，季羡林从清华大学毕业后留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