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学馆的大门口，有块花岗岩巨石，正反两面分别镌刻着巴老的两段话，其中有一句是：“我们的新文学是散播火种的文学，我从它得到温暖，也把火传给别人。”鲁迅曾把翻译家比做普罗米修斯，说翻译家把异域的文学作品译介给本国读者，就如同普罗米修斯把原属于天国的火种偷出来，送给人类。

因为火是启蒙的象征，它点燃的不仅有薪柴，还有智慧，它煮熟的不仅有动物的骨肉，还有人类的文明。

新文学，用梁实秋不无极端的话来说，是用汉语写的外国文学；因为新文学的主题、体裁、风格等都是在外国文学的影响之下发轫并成型的，这跟外国文学的汉译具有亦步亦趋的关系。早期的新文学作家几乎都同时是翻译家，鲁迅和巴金更是翻译大家。鲁迅一生创作的总字数约为700万，翻译的总字数接近于这个数字；巴金一生写了上千万字，译了数百万字。可见，翻译在他们的文学生涯和文学成就上的分量。当然，翻译（包括他们自己的和他人的）的意义当然不止于分量。翻译帮助他们获得了新的思想、新的手段和新的语感，使他们在中国文坛上开辟了一片葱茏而肥沃的新天地。

鲁迅和巴金都深谙外语，而且不仅一种，巴金掌握得相当好的外语有英文、法文、德文、俄文、日文和世界语等。他们都曾在洋学堂里直接求学，在能直接阅读洋人的作品、吸收洋人的东西；但他们的伟大在于，他们在自己享受的同时，还不忘把精美的外国文学美味转做成汉语菜肴，无私地输送给饥肠辘辘的中国的文学食客。他们认为，翻译同样具有呐喊、呼唤、示范、启蒙和革命的功能，可与创作同日而语。所以，他们亲自动手，牺牲宝贵的创作时间，翻译了大量作品。他们的翻译不仅与他们自己的创作血肉相连，而且，他们同时代的和后来的作家们正是通过他们的翻译了解并学到了许多优秀的外国文明成果。这对中国现代社会的发展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这样的翻译初衷，在今天的翻译家中，是罕见的。

因此，我们完全可以把巴金那段话中的“新文学”改成“翻译”。巴金翻译的处女作是俄罗斯作家迦尔洵的小说《信号》，那时他只有18岁。跟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一样，巴金首先掌握的外语是英语。但我发现，巴金翻译的英语原创作品，只有英国唯美主义大师王尔德著的《快乐王子集》（童话、散文诗合集）和美国进步作家柏克曼著的《狱中记》等寥寥几部，这不仅是因为他没有去英国或美国去留学，而且是因为他关注的文学不在美国，而在欧洲和俄国。一开始他以为革命思想在法国，所以他选择去法国留学；但后来，很快，他就发现，真正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革命文学在苏联。在他还没有学俄语的时候，就用英语和法语转译了许多俄罗斯作品，他一生翻译最多的就是俄罗斯作品。如普式庚（即普希金等著的《叛逆者之歌》（诗集）、屠格涅夫的《父与子》、《处女地》、《散文诗》等、高尔基的《回忆托尔斯泰》、《回忆屠格涅夫》和《草原集》、赫尔岑巨著的《往事与随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