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见极是。“漫记山水”,就是一般化地模山范水,各篇之间,大同小异,甚至刻板一律。柳宗元的游记中,所描绘刻画的对象也无非是高山小丘、曲溪清潭、幽泉怪石、绿树丛竹、奇花异卉等等,但这些作品却各具特色,有着相当突出而鲜明的个别性、特殊性,互不相复,没有雷同一响的一般化的毛病。因而读后,篇篇都能在读者的脑海里留下一个具体而深刻的印象。他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首先是由于他对各篇所描写的对象,都有所选择,有所侧重,绝不面面俱到,平均使用笔墨。这也就是林纾所说的“每一篇必有一篇中之主人翁”。这一点固然是重要的,但却也是比较容易做到的。主人翁是选定了,然而你如果写不出它的仪态丰神、个性特征来,那也终于难免苍白空泛、流于一般化之失的。因而其次,更为重要的是,他具有深切的感受,敏锐的眼光,精细的观察,和卓越的艺术表现力,从而能够“漱涤万物,牢笼百态”,以极其简洁凝练的语言,以纯熟而多样的艺术手法,把他的感受和观察所得,鲜明生动、形神兼备地展现在他的笔下,使每一篇中的那个“主人翁”肖妙传神,生气飞动。惟其如此,他的游记才不是“漫记山水”,才篇篇各有特色,才都有最为警策的地方,都有吸引读者的艺术魅力。 
譬如《始得西山宴游记》,作者所要着力描绘的只是西山“不与培为类”的高峻特立气象,因而对他们究竟是怎样寻道登山的这个时间相当长、活动相当多的过程,就只用这样几句短促而概括的语句,都给轻轻地带过去了:“遂命仆过湘江,缘染溪,斫榛莽,焚茅,穷山之高而止。”至于一路上的山光水色、见闻感受等等,更是只字未提,一概舍弃了。下边即集中笔墨来描绘西山了: 
攀援而登,箕踞而遨,则凡数州之土壤,皆在衽席之下。其高下之势,岈然洼然,若垤若穴。尺寸千里,攒蹙累积,莫得遁隐。萦青缭白,外与天际,四望如一。 
要写西山的高峻特立,但他的笔却一点也未曾触及西山本身,而是全从对面着墨,极写在西山顶上踞高临下、极相望远时所见到的宏阔雄远景象。这样,虽不写西山之高峻特立,而其高峻特立亦已然可见。借此形彼,一举两得,其构想已十分巧妙。他对远望所见景象的描写,又用笔极有层次,造语十分精工。开始四句,先总写一笔:原来是分属几个州的地方,此刻却一下子都展现在自己“箕踞而遨”的那张坐席的下面了。可见所见极其广阔。所见愈广阔,则西山愈显得高峻,这是不言自喻的。以下则逐层分写在这极为广阔的视野里所看到的具体景象。“其高下之势”三句,从形体的大小上着眼,那些高高下下,或者是隆起的山峰,或者低下的溪谷,而此刻看去,却“若垤若穴”,像是小小的蚁封或孔穴。“尺寸千里”三句,则从距离的远近上着笔。原来是千里之遥的地方,现在却紧缩在尺寸之间,因而那千里当中纷繁众多的景物,现在都丛聚、密集在作者的眼底,一个也无法从他的视线下逃离和隐藏起来。“萦青缭白”三句,更由近而远,写视线尽处的景象。青,指青葱的山色;白,指白色的水光。四面望去,都是这样的山色水光,所以说“萦”,说“缭”。其外就是天地际合、视线的尽头了。句句都不曾直接写西山的高峻,然而句句却都突出地显示了它的高峻,所以下边接着总结一笔,说“然后知是山之特立,不与培为类”,就显得水到渠成,自然而有力。再加上下文的抒情写意都是依据这一景色特征而展开的,所以全篇作品给读者的感受就是集中、突出而具有特殊性的。 
记山水而又不是“漫记山水”,能以巧夺化工、穷微入妙的笔触,描绘出一处处山水景物的特色,引人入胜,这是柳宗元山水游记艺术上的又一突出的成就,它同样是值得我们今天吸取、借鉴的。 
(节选自《柳宗元散论》,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作者高海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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