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家佛堂突发迷信事件，于光远自告奋勇前去查处

　　于光远，1915年生于上海一个普通职员家庭，原姓郁，名钟正，于光远是入党后起的名字。1935年在清华大学读书时，参加过一二·九学生运动，1936年毕业后即投身抗日救亡运动。1937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7月辗转奔赴革命圣地延安。先在中央青委做文化工作，后到西北局进行农村调查，1944年调延安大学财经系任教，1946年又到《解放日报》言论部任副主笔。1947年3月，参加由中央政治局委员康生带队的中央土改工作团，相继到晋绥、晋察冀、冀中和山东渤海解放区进行土改工作。

　　1948年初，于光远来到渤海区党委驻地阳信县时，康生等人早在1947年11月已先期到达。有一次，他在听当地同志向工作团汇报情况时，谈到一个叫董家佛堂的村子，发生了一起迷信事件：不久前的一天，突然有周围村子成百上千的人，聚集到董家佛堂来取“圣水”， 据说喝了“圣水”以后，有病的人病就好了，没有病的人可以不生病，还能给人带来幸运。

　　于光远听了上述情况后分析认为，这是一起规模较大的群体性迷信事件，幕后很可能有坏人挑动组织；既然有这么多人参与，总会有一个组织过程，也不会很保密，应该能够调查清楚。于是，他自告奋勇，主动向工作团领导提出，愿意到董家佛堂村去调查处理这一事件。团领导当即批准了他的请求，并与渤海区党委联系，又给他调配了6名地方干部一同前往。为了安全起见，还发给他一支手枪和几发子弹，作为护身之用。

　　于光远为首的7人工作组进驻董家佛堂村后，首先弄清了村名的来历。相传若干年前，有一户姓董的夫妇从外地逃荒来到这里，他们的全部家当只有一副担子，一头的筐子里盛着个年幼的孩子，另一头讨饭用的篮子里放着一尊小小的佛像。后来这对董姓夫妇在这里扎了根，长期住下来，家境也逐渐好起来。他们认为是那尊佛像保佑了他们一家，就为佛像盖了一间很小的佛堂供奉起来。这件事在附近村庄传开以后，就有外村人也来烧香上供。日久天长，这个村子便被人们叫做董家佛堂了。

　　为了广泛发动群众，彻底查清问题，于光远采取了围渊驱鱼的办法。他绘制了一幅全村地图，图上标明各户的所在位置和户主姓名，又将全村分成7个区域，每个工作组成员各负责一个区域。然后，他们便逐户进行深入调查，了解那次取“圣水”活动的具体情况和村内的组织者，并且发动群众检举揭发，同村中的坏人进行斗争。经过几天艰苦细致的工作，终于挖出了一个姓慈的迷信活动组织者。他承认是为了破坏土改运动，利用群众的迷信思想而四处煽动的。于是，于光远让他写了一份悔过书，并按上手印，又召开群众大会，对其进行揭发批判，尔后交给地方政府处理。

　　在查处迷信事件取得重大胜利的基础上，根据上级指示，于光远为首的工作组又乘胜前进，继续在董家佛堂村开展土改运动。由于这时党中央已经下发了《在不同地区实施土地法的不同策略》、《纠正土地改革宣传中“左”倾错误》等重要指示，董家佛堂村的土改进行得相当顺利。1948年6月，于光远圆满结束在董家佛堂村的工作后，接到了组织上的调令，要他到党中央所在地——河北省建屏县（今平山县）西柏坡，向中央组织部报到，另行分配工作。他怀着恋恋不舍的心情，告别在此工作了近半年之久的董家佛堂村和渤海区。

　　53年后重访董家佛堂，与当地群众结下深情厚谊

　　1948年7月，于光远由渤海区回到西柏坡，被分配在中央宣传部工作。他先后担任《学习》杂志总编辑、理论宣传处副处长、科学处处长等职。1955年被推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1964年任国家科学委员会副主任。1975年以后，任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负责人、国家计划委员会经济研究所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兼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所所长、《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委会副主任等职。他还是中共十二大和十三大的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于光远向来以思想敏锐，学识渊博，学贯两科（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勤奋多产而著称，是我国当代思想解放运动和改革开放的重要参与者和见证人。他出版著作近百部，达3000多万字，是名副其实的大学问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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