芃子 任桑桑
人物简介:于光远,男,生于1915年7月5日,上海市人。1936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5年被遴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1977年至1986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顾问。1978年兼任马列所第一任所长。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2006年当选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
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共中央宣传部科学处和理论宣传处处长。1964年至1982年任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1975年任国务院政策研究室负责人之一、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第一任所长。曾任第十二届、十三届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代表著作有:《绥德、米脂土地问题初步研究》(与柴树藩、彭平合著,1942年、延安)、《经济建设常识读本》,(人民出版社,1954年5月)、《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探索?1—7卷》(人民出版社、经济科学出版社,1980—2001年)、《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8年8月)、《经济社会发展战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1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主体论札记》(中国财政经济出版,1992年8月)、《我亲历的那次历史转折》(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第一版、2008年再版)等。1993年起,开始出版随笔散文,有《古稀手记》、《窗外的石榴花》、《碎思录》、《文革中的我》等。主要译著:《自然辩证法》(恩格斯著)。
毫不夸张地说,于光远的一生够别人活好几辈子的了。
他被称为“百科全书式的学者”,而作为这部“百科全书”的索引卷,应该这么写:于光远,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主要研究领域是哲学、经济学,也涉猎教育学、社会学、政治学等诸多学科。我国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中的许多重大理论问题都是他率先或较早提出的。例如:上世纪五十年代,他在中国率先发起对社会主义经济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并将这一学科定名为“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他是较早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问题的学者之一;他也是较早主张在中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学者之一;他曾亲自参与了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的讲话《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文件起草;2008年在纪念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他被评选为“改革开放30周年风云人物30年30人”之一。此外,他还对我国诸多交叉学科的建立和发展作出重要贡献,如自然辩证法、国土经济学、生产力经济学、技术经济与数量经济学、未来学、休闲学等。在伪科学甚嚣尘上时,他旗帜鲜明地坚决反对,对制止伪科学的泛滥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个人撰写出版的专著和文集达90余部,约两千多万字。
1915年,于光远出生于上海。从这座国际港口出发,于光远的一生像舟行大海,伴随着近代中国历史的潮流,载沉载浮。海上,时而惊涛骇浪,他被历史的波涛推逼着,漩涡卷裹着跌宕前行;时而风平浪静,他犹如一名娴熟智慧的舵手,调整风帆,主宰航程。
如今,98岁的他静静地躺在北京医院的病房里。冬日的暖阳透过窗子铺洒在洁净的病床上。这里已经没有几个比他老的老头儿了。一天大部分的时间里,他神思昏沉,偶有穿着病号服的老友或者外孙女非非来探,他在经意或不经意间醒来,露出孩子般的笑容。
岁月静好。
思考了一辈子,学习了一辈子的于光远,看上去天真安详。他是沉浸在对往昔的回忆中吗?还是那永不疲倦的大脑里仍激荡着新的思想风暴?我们谁也不会知道。
“宣言书”的起草
于光远一直珍藏着邓小平亲笔拟就的那篇被看作是“三中全会主题报告”的著名讲话——《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提纲手稿,3页微微发黄的16开白纸,用铅笔写成,字迹潇洒流畅。
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1979年起,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进入了“改革阶段”。中国实行了改革开放的政策,经济建设始有大踏步的前进。改革开放政策方针的制定,始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邓小平同志在会上的著名讲话《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就是由于光远等人组织起草的。
提纲短短500余字,列了7个方面的问题:一、解放思想,开动机器;二、发扬民主,加强法制;三、向后看为的是向前看;四、克服官僚主义,人浮于事;五、允许一部分人先好起来;六、加强责任制,搞几定;七、新的问题。
讲话稿是在1978年12月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写成的,于光远回忆:“邓小平曾布置胡乔木起草这个讲话稿,但没有采用。”于是,便亲自召集胡耀邦、于光远等来谈起草讲话稿的问题。邓小平开门见山地说:“想了一下,不准备长稿子。”
于光远清楚记得,讲话稿的题目也是小平同志提出的。“在那3页提纲中,没有讲话的题目。后来讲话稿中写的‘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连在一起的这19个字是定稿时加上去的。”初稿里出现的词条包括:“解放思想、开动机器”、“全党全民动脑筋”、“实事求是”、“向后看是为了向前看”、“安定团结十分重要”等等。选定这19个字后,“小平同志问这个题目好不好?耀邦说好,我也说好,觉得题目很新鲜、醒目。”
当时,胡耀邦是中央组织部部长,于光远是国务院研究室负责人之一,都是中央工作会议上十分活跃的人物。于光远说,那时,国务院研究室直接对邓小平同志负责,我们经常见面。“小平同志把提纲交给我们的时候,中央工作会议正在民主大发扬的热烈气氛中进行,议程已经过半,时间很紧迫,因此,我们赶忙找到了国务院研究室的林涧青等执笔起草,两天后初稿形成,我看了看还可以,就送给了小平同志。小平同志很快便召集耀邦、我和林涧青等同志到他的家中进行研究。记得当时我坐在小平对面,耀邦坐在旁边,我们一字一句地边念边修改,用了整整四个上午,最后小平说,就这样子,拿出去。讲话稿起草完之后,这份提纲手稿就一直留在我这里。”
提纲上最为引人注目的两个思想,一是“允许一部分人先好起来”,明确提出“这是一个大政策”。这是改变长期形成并成为顽症的平均主义分配体制,以“先好起来”的示范作用推动整个国民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改善的一个基本政策;二是在强调下放自主权,发挥国家、地方和企业三方面积极性的同时,已清楚地预见到自主权与国家计划的矛盾问题,大胆提出了通过价值法则、供求关系来调节的观点。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极其可贵的。可以说,这是邓小平后来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思想的最早萌芽。
既是历史的剧中人,又是历史的剧作者。时代“大转折”中的于光远有一种“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的豁达,他说:“我只做了这么一件事,即是遵照邓小平和胡耀邦的意思,找到了执笔起草的人,向他们做了传达,商量了一下文章的框架,限定时间和拿出来交卷。我没有提出值得讲一讲的意见,我也没有动笔起草稿子。我这样动笔杆子的人帮助工作非常忙的领导人做点文字工作,是自己的职责,就是多做一点工作也算不上自己有什么‘功劳’。”
“纪念册”的留言
于光远本姓郁,出生在上海一个深受西方民主思想影响和近代科学技术教育的知识分子家庭。当他还不满周岁的时候,母亲带他到北京居住过一阵子。那时“臭名昭著的卖国贼曹汝霖,曾经来我家”。说得近些,曹汝霖算是于光远的“亲表舅”。他抱起这个嗷嗷待哺的婴孩说:“这个小孩子将来一定很有出息。”
于光远的确“生而早慧”。他把自己的学历归纳成四个方面。
第一,在学校里读书,上过的学校种类特别多。上过“国立”的师大附中和国立清华大学;上过江苏“省立”第二师范附小;上过北平“市立”第三中学;上过“教会办的”上海清心幼稚园和北平铭贤小学;上过“私立”大同大学和它的附中。此外他还上过私塾,跟着一个姐姐上过女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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