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 于光远　 文 南焱

于光远，1915年生于上海。1936年清华大学物理系毕业。1935年参加一二·九学生运动。1937年初抗日战争前，加入中国共产党。建国后，长期负责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党管理科学的工作。1955年被推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的学部委员。在1982年中国共产党举行第十二次代表大会退居二线前，担任过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的职务。在党的十二大和十三大上，当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从上世纪80年代起，他致力于哲学、社会科学多学科的研究和推进其发展的组织活动，并积极参加多方面的社会活动，担任过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中国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研究会、中国生产力经济学研究会、中国国土经济学研究会、中国技术经济学研究会、中国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会、中国太平洋学会等团体的理事长或会长。 　　于光远兴趣非常广泛，关心社会生活中许许多多问题。脑勤、手勤、腿也勤，现年事虽高，仍"坐轮椅，走天下"。近年又提出自己要现代化，愿同因特网打打交道。

祖母的棺材

　　我诞生时，祖父已经谢世了20多年，祖母还在。她对我不错，没有训斥过我。过春节我向她磕头拜年时还给我压岁钱。我没有留下她坐着、站着或者走动的印象，留下的只是她躺在床上的印象，不是躺着抽鸦片就是生病，她对我母亲摆着婆婆的架子，还要儿媳伺候，而且在生活上很挑剔。

　　在三个儿媳中她最喜欢我母亲。这个"喜欢"就意味着要我母亲更多地伺候她。夜间经常要母亲替她打烟泡，装烟枪，敲背捶腰，做夜点。没有事做，也要我母亲陪着她。结果弄得母亲每天都非常劳累，回到自己房间免不了诉苦。我对祖母也就不满意，因此她去世时，我一点悲伤都没有。

　　关于她的死，我记得最清楚的是她的棺材。在她33岁那年生了一场大病，就把棺材准备好了。后来病情好转，多活了44年。在这44年中，每年她都要人把瓷碗敲碎并进一步碾成粒状，和在漆里，把棺材漆一遍。我9岁那年她开始出现水泻，第二年夏天每天起更水泻不止。据说抽鸦片的人是不会泻的，得了这个病，连抽鸦片之后都没有效果，让她自己觉得活不久了，就要人把棺材从原来存放的地方运到了客厅。我用棍子去敲，真的像敲在瓷器上那样当当地响。她对这棺材非常满意，我却对她这种观念和做法，很不以为然。

最大的伤痛

于光远的父母合影

　　我父亲和母亲结婚后第二年，也就是1915年7月，我在上海诞生。那时我父亲在北京任职，出生两个月后，妈妈带我去北京时，父亲才第一次见到我。父母共生了9个孩子，长大成人的有5个。那时我们家庭最大的悲痛就是两个妹妹和两个弟弟的夭折。

　　我的第二个妹妹在两岁时患了一次急惊风。我祖母硬做主，请了一个江湖医生去给她"挑针"(就是用一根针扎到身体里去乱挑)，结果挑断了脖子里的一条筋，高烧是退下去了，可是她的脖子再也直不起来，不久就死了。这是我父母第一次失去自己的孩子，为此他们都十分悲痛。我父亲不知从哪里找出一种专治小儿惊风的中药方子，按照这个处方制成丸药，定做了一批药丸盒子，印出丸药的说明书，把我死去的妹妹歪脖子的遗照作为商标，想送人或出卖。后来连送都送不出去，更不要说卖了，谁也不会要这个印有死人照的药丸。妹妹死后，我母亲下决心去学习"小儿推拿"，后来治好了不少别人家的孩子。可是当我另外一个妹妹和两个弟弟病了，她却不敢治，都死去了。其实他们患的都是一些非常普通的小儿疾病，诸如白喉。肺炎、猩红热之类，这样一连好几次事故，给家庭的打击十分严重。

　　我的第二个妹妹死时，我才五六岁，印象不深，可是第三个妹妹和第一个弟弟死时印象很深。前些日子还在一起玩，没有多久忽然不在了，这使我很长时间都沉浸在悲痛之中。

失常的父亲

　　我家本来有一点祖产，就是上海顾家弄那座宅子，有一亩多地。但人多，分到我父亲名下的只有六分之一。有了自己的房子，当然可以不用花钱租房，而且还可以收一点房租。但是，归我父母的房子所收的房租每月大约只有十多元。我们家的生活要靠我父亲的薪金来维持。一个家庭每月总要几十元的支出。随着小孩子多起来，物价上涨，开支就更多了。还有家里小孩子一个一个生病，一个一个夭折，也花了不少钱。如果我父亲有薪金收入还能勉强维持，可是我父亲，生有一个特点，就是一次一次的长期失业。因此我家里的经济几十年来一直处在困难的境地。

　　父亲从上海江南制造局工艺学堂弹道专业毕业后，在本校图书馆呆了两年。袁世凯当政后，他在北洋政府的陆军部谋到了一个"差遣员"的挂名差使。1914年婚后不久就去北京任职。因为这差使是挂名的，没有实事给他做，也没有正式的薪俸。在北京呆了几个月之后，就回上海了。1915年又去北京，谋到一个全国兵工厂事务处建设股股员的实职。

　　这些差使都是通过袁世凯下面的唐在礼的路子谋到的。唐在礼是郁家(于光远先生本来姓郁)的亲戚，他是后来拥戴袁世凯做皇帝的十三太保之一。父亲在北京工作到1916年，就被派到河南巩县兵工厂做会计科长。

　　1918年，父亲在巩县骑马从马上摔下来受惊了，精神失常，不能再在工厂工作，也不能回北京陆军部。在北京家里休息了短时期后，他去南京协和书局工作，最后因为身体原因，1918年带全家回上海。这是父亲第一次失业。他离开兵工厂，因为精神不正常，心情很紧张，老说自己是会计科长，离职时没有把账本向后任交代清楚，自己有错。又说自己是个官，就这么回了老家，是个"逃官"，怕有人来追究。尽管大家向他解释不存在这个问题，可是他老是犯嘀咕。

　　从1918年到1926年这8年中，父亲长时间没有工作，于是老想在家制造什么产品去卖。家里不可能制造机械，他学的一些机械知识不顶用，只能利用自己的一点化学知识来生产商品。他制造的第一个产品是蓝黑墨水。当时上海有一种"民生牌"蓝黑墨水，很畅销。我父亲认为他制造的会比这种墨水好。他进行了两个月的试制工作，用各种不同的染料和配料去做，靛青、五倍子是主要原料，我看他做的墨水质量的确不错，写下来的时候是蓝色的，过了一段时间就变成黑色了。他把自己制造出来的墨水牌子定为"民富"，有意同"民生"竞争。但是包装太差，那时还没有电木或塑料的盖子，他就用软木胶在一起当瓶盖，但一拧木片就掉了。加上他不会经商，"民富"牌墨水经营以失败告终。在这之后，他一直搞这搞那，比如收集照相馆的底版来提炼白银，把人的头发加以处理制造装饰用的条带等等，然而都没弄出名堂来。

　　那时，我已经10岁，开始懂得关心家事，我观察到父亲常常处在"沉思"的状态。他的一个手指甲有毛病，就老是捂着这只手指甲，一声不响，可以半小时甚至一小时一动不动地望着它。在这种情况下，妈妈认为他的精神病又犯了，我就把父亲的那只手打开，他也就笑一笑，中断了这种"沉思"。但他的内心是痛苦的，因为没有工作，不能为家庭担起责任，而心存内疚。

为父代课的我

　　1931年，父亲不到42岁，应该说还是很年轻，可是找工作的路子基本没有了。这同第一次失业不同，他已完全失去了信心，而家庭的经济是越来越困难。

　　直到1932年的一个学期，私立上海中学有一个高三物理教师不知什么原因临时不能去上课，学校找到父亲做代课教员。父亲看了看教材，知道教不了，可是又舍不得丢掉这个挣钱的机会，就先答应下来，然后称病，让还在读高中的我去替他做代课教员。高三学生教高三学生，但我把几个月的课全部担当下来。这件事既让他高兴，他认为我有本事；但也让他泄气，他认为他自己不行了。那段时间，他靠幻想在寻求安慰。家里的经济非常困难，我在私立大同附中上学，半年要交60块钱学费，也是家里一大负担。我就去找职业半工半读，贴补家用。

　　在我1932年进大学以后，刚开始把每月的收入贴补一部分家用，后来我的收入竟成了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母亲还在为父亲找工作，父亲自己也在找，有一段时间，他找到河南开封一个军火仓库工作，一个月只有60元薪水，除去个人吃用，就寄不了什么钱回家了。

持家的母亲

　　我母亲同我父亲不一样。我的父亲有一点使我看不起他。他清高，不愿求人，连要我姨父帮忙找工作这样的事也决不愿张口。他也不愿意向人借钱，到当铺当东西这样的事，也不肯干。而求人的事都是母亲去干，可是用我母亲借钱买来的米和菜他还是吃，这时他就不讲清高了。其实我不应该因此看不起他，不能要求他不吃不喝才看得起他。

　　我的母亲一直是一个家庭妇女，但我们家的财政一直是靠她支撑的。这不是说她有什么收入，而是靠她去筹划。在我父亲失业和我们没有做事的情况下，我家的经济性收入只有每月10多元的房租，这些钱只够家用的十分之一多一点。为了增加收入我母亲也挂过"小儿推拿大夫"的牌子，行了一个时期的医，治好了不少小孩子，不过收入也不多，后来自己的孩子夭折了，也就不再干这个行业，这样就只有靠向亲戚举债过日子。母亲很会持家，尽管日子过得很清苦，但她有花同样多的钱使全家生活过得好一些的本事。

　　母亲的性格很开朗，喜欢热闹，爱交际，她会在苦中找乐趣，并且喜爱文娱活动，爱看小说。《红楼梦》里的人物她很熟悉，尤其其中诗词歌赋都能背出来。她也学唱昆曲，主演过《长生殿》，扮演的是唐明皇。她最爱讲故事给我听。至今我还记得许多故事和笑话。

　　有一个关于母亲讲故事的笑话，一次母亲讲到太平天国时全家逃难，外祖父的脚磨出了血泡，讲到这里，她打瞌睡，讲不下去了，可是我还一个劲地问她"脚上的泡后来怎样"，她就心不在焉地胡说一通，说那些泡就"嘭、嘭、嘭"地响起来了。我很奇怪，硬是把她弄醒，大笑了一场。

　　母亲对我管得从来不严，至今我吃饭时，桌上米粒还像小时候一样洒得很多，这就是那时候没有严管的结果，但她是个非常疼爱孩子的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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