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秋天，妹妹黎汶在苏北生了重病。母亲不放心，决定去看她，就一个人带上包袱朝苏北革命根据地走去。她独自一人过了长江，通过好几个日寇的关卡，来到人地生疏的苏北农村，最后到达离目的地，不远的高邮汉留镇。在那里，一位好心的农民陪她走了十几里路找到黎汶的驻地。到达后，与黎汶一起睡门板，吃大锅饭，对黎汶的病很好地护理。一直到黎汶病情痊愈之后，她又一人回到上海。在苏北新四军驻地，她亲眼看到军民官兵亲密无间的关系，更进一步懂得为什么不少青年愿意背井离乡吃尽苦难也在所不惜。母亲感慨地说："我如果没有两个小孩拖累，真愿意留在这里。"这件事是我母亲一生中最得意，特别愿意对人讲的事情。

　　　　　　　　　　　　　　　　　　　　　　　　　　　口述 于光远　 文 南焱

于光远，1915年生于上海。1936年清华大学物理系毕业。1935年参加一二·九学生运动。1937年初抗日战争前，加入中国共产党。建国后，长期负责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党管理科学的工作。1955年被推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的学部委员。在1982年中国共产党举行第十二次代表大会退居二线前，担任过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的职务。在党的十二大和十三大上，当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从上世纪80年代起，他致力于哲学、社会科学多学科的研究和推进其发展的组织活动，并积极参加多方面的社会活动，担任过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中国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研究会、中国生产力经济学研究会、中国国土经济学研究会、中国技术经济学研究会、中国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会、中国太平洋学会等团体的理事长或会长。 　　于光远兴趣非常广泛，关心社会生活中许许多多问题。脑勤、手勤、腿也勤，现年事虽高，仍"坐轮椅，走天下"。近年又提出自己要现代化，愿同因特网打打交道。

祖母的棺材

　　我诞生时，祖父已经谢世了20多年，祖母还在。她对我不错，没有训斥过我。过春节我向她磕头拜年时还给我压岁钱。我没有留下她坐着、站着或者走动的印象，留下的只是她躺在床上的印象，不是躺着抽鸦片就是生病，她对我母亲摆着婆婆的架子，还要儿媳伺候，而且在生活上很挑剔。

　　在三个儿媳中她最喜欢我母亲。这个"喜欢"就意味着要我母亲更多地伺候她。夜间经常要母亲替她打烟泡，装烟枪，敲背捶腰，做夜点。没有事做，也要我母亲陪着她。结果弄得母亲每天都非常劳累，回到自己房间免不了诉苦。我对祖母也就不满意，因此她去世时，我一点悲伤都没有。

　　关于她的死，我记得最清楚的是她的棺材。在她33岁那年生了一场大病，就把棺材准备好了。后来病情好转，多活了44年。在这44年中，每年她都要人把瓷碗敲碎并进一步碾成粒状，和在漆里，把棺材漆一遍。我9岁那年她开始出现水泻，第二年夏天每天起更水泻不止。据说抽鸦片的人是不会泻的，得了这个病，连抽鸦片之后都没有效果，让她自己觉得活不久了，就要人把棺材从原来存放的地方运到了客厅。我用棍子去敲，真的像敲在瓷器上那样当当地响。她对这棺材非常满意，我却对她这种观念和做法，很不以为然。

最大的伤痛

于光远的父母合影

　　我父亲和母亲结婚后第二年，也就是1915年7月，我在上海诞生。那时我父亲在北京任职，出生两个月后，妈妈带我去北京时，父亲才第一次见到我。父母共生了9个孩子，长大成人的有5个。那时我们家庭最大的悲痛就是两个妹妹和两个弟弟的夭折。

　　我的第二个妹妹在两岁时患了一次急惊风。我祖母硬做主，请了一个江湖医生去给她"挑针"(就是用一根针扎到身体里去乱挑)，结果挑断了脖子里的一条筋，高烧是退下去了，可是她的脖子再也直不起来，不久就死了。这是我父母第一次失去自己的孩子，为此他们都十分悲痛。我父亲不知从哪里找出一种专治小儿惊风的中药方子，按照这个处方制成丸药，定做了一批药丸盒子，印出丸药的说明书，把我死去的妹妹歪脖子的遗照作为商标，想送人或出卖。后来连送都送不出去，更不要说卖了，谁也不会要这个印有死人照的药丸。妹妹死后，我母亲下决心去学习"小儿推拿"，后来治好了不少别人家的孩子。可是当我另外一个妹妹和两个弟弟病了，她却不敢治，都死去了。其实他们患的都是一些非常普通的小儿疾病，诸如白喉。肺炎、猩红热之类，这样一连好几次事故，给家庭的打击十分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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