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两年前，首都学术界在北京国际饭店召开“于光远学术思想研讨会”。当时，于光远对自己的评价是：“一个不悔的马克思主义者。”

  　于光远（1915-），中国著名哲学家、经济学家。上海市人。1936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长期从事中国共产党的青年工作、文化教育工作、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工作及党管理科学的工作。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生导师。并兼任若干所高等院校的教授或名誉教授等。主要代表作有《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探索》1-7卷、《论社会主义生产中的经济效果》、《改革、经营、生活、组织建设》、《论地区发展战略》、《中国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战略选编》等。除经济学、哲学外，他还涉猎政治学、社会学、教育学、文学等领域，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学者。

  　在中国的学术界，于光远是以思想敏锐、学识渊博、勤奋多产而著称的。

  　中国当代思想解放运动和改革开放的重要参与者和见证人

  　在这次研讨会上，中国党史学界的重擎、曾任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的龚育之对于光远70年的学术活动是这样评价的：学识渊博，学贯“两科”，即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有机地融为一体，在整个学术生涯中开拓了许多新的学科领域，尤其在促进中国的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联盟方面、在自然辩证法哲学学派的创立与发展方面、在反伪科学方面等等，他是勇敢的开拓者、辛勤的耕耘者。在学术研究中，他独立思考、追求真理、不惟书、不惟上，挥洒自如地著书立说。近些年来，他虽年事以高，但仍以“坐轮椅、走天下”为乐，坚持“不背初衷、与时俱进”。特别是晚年在党史研究中，对历史所做的反思，表明了他作为一个不悔的马克思主义者的人生态度。可以说，这一评价基本概括了于光远为中国学术、思想以及改革所作的贡献。

  　于光远原姓郁，1915年出生于上海一个受到西方民主思想影响和近代科学技术教育的知识分子家庭。1932年考入上海大同大学，1934年转到清华大学物理系三年级。面对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蹂躏，于光远放弃了成为一个大物理学家的梦想，参加了1935年底爆发的“一二??九”学生运动，继而在共产党的影响下，投身到抗日救亡的事业中，1937年3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社会实践中，开始了社会科学研究。

  　如今，作为一位资深学者，于光远在社会科学领域已经探索半个多世纪了。从早年感应时代的召唤，投身于民族解放战争的洪流中，到新时期的改革开放，除了文革几年下放干校劳动外，他一直活跃在思想理论战线上。于光远不仅仅是一个敏于思考的学者，许多经济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中的重大理论问题都是他率先或较早提出的；他还是一个长于行动的学者，参与了许多重要的决策。1978年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掀开了中国历史的新篇章。于光远作为列席代表参加了这次著名的会议及之前的中央工作会议。而在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作了那篇后来被认为是三中全会主题报告的著名讲话《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这篇讲话的手写提纲就一直保存在于光远那儿。从1981年起，他又利用参与讨论中央文件的机会，多次主张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概念和基本特征写入中央文件。他的意见，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可以说，于光远是中国当代思想解放运动和改革开放的重要参与者和见证人。

  　上世纪50年代，于光远曾较长时间在中宣部工作，担任中宣部科学处处长，1977年-1982年间，任国家科委副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兼马列所所长。他是中共十二大、十三大的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去年，又荣膺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还担任许多大学和研究机构的教授、名誉会长或顾问。他也是1955年评出的中国科学院哲学学部委员中仅存的四位院士之一，且年龄最轻。

  　于光远一生著作等身，代表性著作有：《哲学论文演讲和笔记》、《一个哲学学派正在中国兴起》、《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探索1—7卷》、《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经济社会发展战略》、《于氏简明社会主义所有制结构辞典》、《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主体论杂记》、《我的市场经济观》、《我亲历的那次历史转折》、《文明的亚洲和亚洲的文明》、《评所谓人体特异功能》等。

  　值得一提的是，生活中的于光远还自称是一个“大玩学家”。在最近发表在《学习时报》的一篇《谈休闲》的短文中，他把休闲提高到人的发展和社会发展的高度来看待，提出“玩是人生根本需要之一”、“要玩得有文化”、“要有玩的文化”等。于光远不仅这么说，还身体力行。近年来，他以自己倡导的“玩学”在经济学领域独树一帜，凡是亲耳聆听过他“玩学”高见的人，无不对这位老人的智慧和“赶时髦”佩服。于光远在1999年84岁时开始使用电脑，2001年86岁建立了自己的个人网站。现在每天除了吃饭、睡觉外，他基本都在电脑上写着、学着、玩着、快活着。于光远的确做到了活到老、学到老，探索到老，进而思想不老。笔者过去曾几次在理论研讨会上见到过他，虽然行动有些迟缓，但思维还是那样新鲜与活跃。不用讲稿，却自成条理；即兴发挥，而不游离主题。在大开大合中，闪出一串串思想的火花。有如此思维之人，在 80多岁的老人中，是不多见的。

  　一位敢于坚持马克思主义真理的经济学家

  　作为中国思想界的一个大学问家，于光远首先是以一个经济学家的身份出现的。2005年，在首届中国经济学奖候选人资料中，推荐人对于光远的评语是：他是一个兼有着深切的社会关怀和深切的学术关怀的经济学家，在他的学术活动中，总是试图寻找二者间的支点，来确定自己的学术研究方向。广泛的学术兴趣和丰富的人生经历，使得他的学术思想内容十分丰富。

  　回溯历史，我们会发现，早在上世纪50年代，于光远就倡导对社会主义经济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并将这一学科定名为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有别于苏联提出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这一领域，他至今已进行了40余年的研究，出版了《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探索》1-7卷。

  　1979年以来，于光远在经济学的许多方面进行了开拓性的研究。在理论经济学方面，他倡议并推动了关于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和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等重大问题的讨论和研究，廓清了在这些重大问题上的理论认识。同时，他大力提倡并率先进行了一些新学科的研究，比如消费经济学、教育经济学、环境经济学、旅游经济学、发展战略学、国土经济学、经济效益学，等等。他不断地组织各种形式的经济活动，推动了各种经济研究和学术活动组织的建立。

  　于光远还是一位敢于坚持马克思主义真理的经济学家。他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中几乎所有重大的问题都有涉及，并在很多方面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比如，关于经济效果，他提出要以个人使用价值（或个人需要的满足）作为社会经济效果的基础，这一观点与当时流行的将政府目标等同于全社会目标的观念有着根本不同的理论基础。他正是从这一深层的价值理念上逐步认识到中国改革之必要的。关于所有制形式结构，他认为社会主义所有制结构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在1997年发表的《于氏简明社会主义所有制结构辞典》中，以条目的形式系统阐述了他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改革的观点。特别是他一直高度重视唯生产力论问题，很早就提出了生产力标准。他指出，衡量一种生产关系优越与否的唯一标准，只能是看生产力发展的情况。他特别强调，能否促进生产力发展是衡量一切是非的最高标准、最高原则，其他任何原则，都不能和这个原则并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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