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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光远的编年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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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名老共产党员，于光远是幸运的。他参加过一二九运动，毕业于清华大学，1937年3月加入共产党，踩在了七七事变这个杠杠之前。由于他的大学生身份，参加革命后一直从事宣传和理论工作，既不用上前线打仗，也不用到敌后“潜伏”，自1939年后的大部分时间都在中央机关工作。他因为有几次被关押的经历，从广东调到到延安后被审查过一段时间，也曾受到过“抢救运动”的波及，但总的来说，是稳稳当当地走过了自己的革命生涯。
于光远晚年回顾了自己的“编年史”，用一种想到什么就说什么的方法逐年将自己参加革命前后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后的亲历写了出来，书名为《我的编年故事》（大象出版社出版），是一种写着随意看着不累的文体，但却平实地披露了革命大潮中的许多细节，值得一读。
于光远的“两个意料之外”
1949年10月1日，作为中央宣传部的一位工作人员，于光远在天安门广场参加了开国大典。半个世纪后，他在回忆中讲述了自己当年的心情：“我一边观看和听城楼上的活动和讲话，一边想中国人民五四运动以来的奋斗历程，也想自己参加革命以来十五年的经历。我参加革命的时候，以为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买办资本主义的反动势力那麽强大，而我们的革命力量相对地弱得多。我虽然坚信中国人民革命必将胜利，但是时间会很长。我不认为我能够看到全国胜利之日。在十五年后它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现实，但对十五年前的我来说，是完全想不到的。”（《我的编年史故事 1945—1949》192—193页）
这是于光远的第一个“意料之外”。但他还有第二个意料之外。他说：“到1985年我七十岁时，总结自己参加革命五十年历程，我又说了自己的一生，有两个‘出乎自己的意料之外’：在开国大典那天，我坐在天安门前的时候，没有想到我们很快地取得了全国胜利，这是我的第一个意料之外；也就在那个开国大典的时候，认为现在我们有了自己的政权，以后国家的事就好办了，没有想到建国以后的几十年中，我国的事情越来越难办，这是我的第二个意料之外。”（同上 193页）
于光远长期做马克思主义的宣传理论工作，新中国的第一批中学政治教材就是于光远主持编纂的。当年，他参与编写的政治理论书籍和主持出版的理论杂志《学习》非常受欢迎，发行时一版再版，是现在无法想象的。于老很清楚这种变化，并且给予很客观很冷静地评价。他说：“那时候人们对政治课的热情，同现在人们对政治课的冷淡都不是无缘无故的。现在怀念五十年前的历史当然可以，但是要回到那时候的情景是不可能的。”（203页）
为什么呢？于光远继续说：“在今天，要使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对政治课产生这么高的热情，就要等待新的形势的出现，那就是要见到改革更大的成效。如果我们从改革中见到了很大的、人们无可怀疑的成效，改变了人们现今那种对马克思主义冷淡的观念，一个新的热潮就会到来。”（203页）
这个意思很清楚，当年中共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势如破竹夺取政权，正如于光远所说：“1949年秋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时的新社会的情况同《新民主主义论》和《论联合政府》中论述的可以说是惊人的一致，几乎一切都是按照预先设想的那样实现了。”（176—177页）理论与实践的高度统一使人民群众，特别是知识分子很想知道共产党凭借的主义、坚持的理念、奋斗的目标究竟是什么，政治学习的热情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今天，中国人走过的道路和面对的现实却都无法用现有的理论体系去说明和解释，书面理论与生活实际产生巨大反差。用于老的话说，如果学生升学不考政治课，干部提拔没有政治理论方面的要求，是不会有人去关心什么理论课政治课的。
一个一生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老共产党员，晚年发出这样既深刻又浅显，既清醒又无奈的感慨，真使人震撼。
为什么指导中国革命摧枯拉朽的理论，在夺取政权后逐渐被人冷落了呢？为什么夺取政权后的事情比夺取政权之前更难了呢？于光远写道： “我有了这样一个觉悟：从一个‘政治上黑暗、经济上贫困、文化上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要转变成为‘政治上民主、经济上富裕、文化上发达的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本来就是很难很难。这个过程的前半段，争取人民革命的胜利、夺得政权的时间，如果短了，后半段的改变政治上黑暗、经济上贫困、文化上落后的局面，转变成为政治上民主、经济上富裕、文化上发达的局面，所需要的时间和经历的过程加在一起仍是很长很长。那时候，我已经七十岁了，又有能不能活着看到‘政治上民主、经济上富裕、文化上发达’的局面的问题，我认为在这里存在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的规律性。”（194页）
这位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已经对中国革命历程的客观规律性有了进一步的思索：民主革命的顺利成功无法缩短中国历史进步的总体进程，也无法改变它的大方向，这也许是一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甚至民主革命的顺利成功实际上也成为成功后巨大挫折的深刻根源？这样的思索，比将历史进程的曲折归结为高层的权力斗争和领袖的个人品质更有价值。
如今，中国经济建设有了举世公认的巨大成就，国力之强百年未有。但是，于光远是什么感觉呢？从七十岁到2003年的八十八岁，又过了十八年，曾自问能不能活着看到政治民主、经济富裕、文化发达的中国的于光远却说：“七十岁时提出的问题，现在看来仍然存在。那时，我是怀疑是否能够活着看到那样的局面。现在我倒不怀疑了，我敢说我是看不到了。但是我还要为这样的局面的到来进行奋斗。我这个人是很顽强的。”（195页）
为了实现自己注定看不到的理想，如何“顽强”地“进行奋斗”呢？于老没有告诉我们。
待续：《刘少奇的反官僚主义说和平等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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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哲士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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