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要反复讲科学重要
于光远说，中宣部专设一个科学处，我们科学处就要宣传两条，第一条是宣传科学重要，要反反复复地讲科学的重要性，因为党内还有很多人不懂得科学的重要；第二条就是要讲办事的科学性，也要反反复复地强调办事要讲科学。
一九五六年开党的八大，这是建国以后召开的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得很隆重。毛泽东致开幕词、刘少奇作政治报告、周恩来作国民经济建设报告、邓小平作修改党章报告。有上百人作了大会发言和书面发言。于光远就是在大会上发言的一个。大会发言不仅要印发，还要在报纸上刊登，影响是很大的。当时，科学院党组书记张劲夫等人为什么都推举于光远在大会上发言呢？一方面是由于中宣部科学处代表党的机构，另一方面是于光远有管理科学工作的历史背景，联系科学界的时间也比较长。记得他的发言主要是发挥了他认为科学处要反复讲的那两条，还讲了党怎样领导科学工作，怎样贯彻双百方针，党的干部怎样由外行变成内行等等。通过八大发言，于光远就成为了人们公认的党联系科学界的代表人物。
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于光远曾写过文章帮着鼓吹小麦高产，他后来觉得这是作为科学处长一件丢脸的事。他还到毛主席那里汇报过一个省委报告下面把苹果嫁接到南瓜上长得多么多么大的事情，而事先没有核实，这也是一件丢脸的事。这两件事是他反省自己作为科学处长不科学，只记得“相信群众相信党”，忘记了相信科学，而当了弄虚作假的传声筒的例子。这些事他在科学处里讲过，后来还公开写过文章。他不但要自己记取教训，还要人们都记取教训。
6整风反右中的科学处
一九五七年整风，光远派我们下去听意见，即到科学院和大学去听意见，这样就产生了中宣部《宣教动态》登载的傅鹰的那两次发言，引起毛泽东注意的那两篇批示。主要由于这两篇批示，傅鹰受到了保护，没有被划为右派。可惜中宣部的这个反映和毛泽东的两次直接讲到傅鹰的批示，没有能够在实践中起到保护知识分子的作用。
中宣部并不管科学院的反右，中宣部内部的反右主要也是机关党委干部负责，当然行政负责人也不能不管。
科学处划了三个右派，一位学物理的大学生，一位学哲学的大学生，一位学工程的中专生。可能迫于当时的形势和于光远本人的困难处境，他没有能够像过去那样保护这三位年轻人。
我没有想到，当时提倡鸣放就是为了“钓鱼”，我的确参加过一次为了“钓鱼”的鸣放会。大约一九五七年的五月下旬，上面已经决定反右，但没有往下部署，说是“光阴一刻值千金”，赶紧让那些右派言论放出来好反击。于是，中宣部机关在六月五日召开了一次鸣放会，主题是“等级和特权”，这是当时社会上也是机关里的热门话题。部领导同志都没有参加，由一位被交了底的中层干部主持，参加的都是年轻干部。我和罗劲柏商量作一个联合发言，由我在会上讲。我们无非是讲要注意干群生活差别呀，批评现行工资制度呀，要研究巴黎公社原则和按劳分配原则呀……会上的所有发言当即被整理成大字报公布，后来还编入中宣部机关的一本《言论集》。因为有这么一个编印本，我才得以保存了一份发言稿。现在重看，意见很天真、充满书生气，建议不切实际，要说是观点错，恐怕主要还是“左”的错误。没有料到，这个发言转眼竟成为反右中的一个问题。反右时最大的案子是“章罗联盟”，我和罗劲柏的联合发言，在中宣部也被人们戏称为“龚罗联盟”。
7于光远和钱
于光远是中宣部里最有钱的人，也是最不在乎钱的人。
他每个月都请科学处办公室的一位服务员给他在上海的母亲寄钱，他母亲每次都在回信中说明收到了多少钱。回信中所说的钱数总是少于他所寄出的钱数，原来是被那位服务员偷偷克扣了。然而于光远却马马虎虎，竟从来没有觉察。
这位服务员是个小偷，而且是个惯偷，偷过很多人的钱。一次作案时，他被抓获了，并被起诉到法院。他供认说，偷于光远的钱最多。法院开庭审理此案，通知于光远作为证人出庭。可是于光远在回答法官的询问时，却一问三不知，说不清楚他的钱是什么时候怎么被偷的，更说不清楚被偷了多少钱。他那副狼狈无奈的窘态，惹得法庭上下哄堂大笑。于光远的这一轶事，在中宣部里很长时间都被传为笑谈。（这里，顺便坦白交待一下，在法庭上，那个服务员还供认：曾在龚育之挂在办公室的上衣口袋里偷过钱。而在此之前我也毫无察觉。）
于光远之所以有钱，是因为他稿费多。上世纪五十年代，全国各地都学习他编写的《政治常识读本》和《经济建设常识读本》，印量极大。后来，他和苏星主编的《政治经济学》是当时全国唯一的一部政治经济学读本，印量也极大。他的稿费当然就特别多。稿费怎么用？那个时候时兴的方式是交党费。于光远用稿费交了很多党费，但也没有全部交，他留下一部分，以便自己来支配。他有自己的一些想法，比如，资助一些公益事业。中国人民大学的剪报公司，也就是今天的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最早就是于光远出钱办起来的。中宣部机关幼儿园、中宣部建游泳池，他都是资助人之一。
八十年代有人批判于光远“向钱看”，其实他是赞成两句话：既要“向前看”，也要“向钱看”；“向前看”是坚持方向，“向钱看”是重视生产，重视经济效益。至于他自己，对钱可是从来不在乎的。
8农村“四清”中的于光远
一九六四年秋，我们都到北京郊区参加“四清”。于光远也去参加了农村“四清”，但他不隶属于由常务副部长许立群挂帅的中宣部工作队，而属于刘少奇组织的“机动队”，蒋南翔是队长，他是副队长。机动队不固定在一个地方，于光远当时又兼任国家科委副主任，是副部级，可以坐着专车到各村转转看看。他不像我们那样只在一个村子里蹲点搞“四清”，而是对了解农业技术方面的研究成果，以及在农村大田生产中应用、推广农业技术的情况感兴趣。
“四清”时，于光远把两位帮他写《政治经济学》的大学教授送到我所蹲点的生产小队。两位教授把生产队的账目做了彻底清理。原来小队的会计自己总是交待不出两箱玻璃的去向，只好承认是自己贪污了。两位教授花了好几天功夫，终于把小会计的一笔烂账查得清清楚楚，证明他没有贪污这两箱玻璃。这件事，小会计满意，小队长满意，社员们也满意。为小会计澄清了两箱玻璃的事，使他极受感动，他主动坦白说，他曾经贪污过几斤芝麻。
大教授帮小会计查清了账目，当时被传为美谈。
这件小事也说明：搞“四清”，搞任何运动，都必须有科学的态度，绝不能搞“逼供信”。
9“文革”之初的于光远
“文革”之初，因为“二月提纲”没有涉及于光远，所以他当时还比较轻松。我已经被点名批判，而且批判的来势很猛。
一天，中宣部组织大家去沙石峪参观那里“千人万担一亩田”的造田成就，顺带参观东陵。我已经是被揪出来的批斗对象，于光远还是要我一起去，大概是想解除一下我的紧张情绪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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