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光远在《我亲历的那次历史大转折》出版自序中说，我认为人们对1978年那一段历史转折的具体情节和思想背景知道得太少了，实在需要增进这方面的知识。比方说人们只知道三中全会，不知道三中全会只开了5天，何以5天的会议能解决这么多的问题，不明白三中全会何以没有主题报告。我认为我们既然要纪念，就应该多讲些历史的真实。只要把当时的情况讲清楚了，就可以明白原来三中全会前开了一个36天、规模很大、规格很高的中央工作会议，为这个三中全会做了充分准备。
　　1978年那次历史转折，我有幸亲身经历。而且我现在虽然到了“杖朝”之年，但身体也还可以，还能伏案写作，如果不把自己知道的、对于今天和未来有用甚至宝贵的东西写出来，的确是说不过去的。

　　于光远简介

　　于光远(1915—)经济学家。中科院院士。教授。
　　上海人。于1934年由上海大同大学转入清华大学，1936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1948～1975年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是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1964年任国家科学委员会副主任。1975年以后任国家计划委员会经济研究所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兼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所所长、国家科委副主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顾问、《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委会副主任等职。于光远长期从事经济研究工作，著有《关于规律客观性质的几个问题》、《经济、社会发展战略——一个应该研究的重要问题》、《论社会主义生产中的经济效果》、《论社会科学研究》、《改革、经营、生活、组织建设》、《论地区发展战略》、《中国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战略选编》等。

　　鲜为人知的中央工作会议

　　应该说，目前记载中国改革的著述，大都浓墨重彩记述十一届三中全会。我们可以在1981年6月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领会到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重大成果及历史意义：
　　1978年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全会结束了1976年10月以来党的工作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开始全面地、认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中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这次全会坚决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充分肯定了必须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确定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不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口号，做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审查和解决了党的历史上一批重大冤假错案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从此，党掌握了拨乱反正的主动权，有步骤地解决了建国以来的许多历史遗留问题和实际生活中出现的新问题，进行了繁重的建设和改革工作，使我们的国家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出现了很好的形势。
　　而对于三中全会之前的准备会议即中央工作会议，却着墨很少。
　　于光远则在书中向我们披露了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与三中全会的关系、背景和始末：（以下楷体为书中内容）
　　在这个三中全会之前举行了一个中央工作会议。三中全会举行的日期是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为期5天。会前的那个中央工作会议举行的日期是1978年11月10日到12月15日，为期36天。……
　　我有一个看法，那就是：虽然它们是两个会议，各有各的功能，但是由于这两个会议之间存在一种不寻常的关系，在论述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成果和意义时，不得不把中央工作会议包括进去。在纪念三中全会时，不能不同时纪念中央工作会议。中央委员会全会和中央工作会议在党的章程中的地位不同。对许多重大问题，中央工作会议无权做出正式决议，必须召开全会才能使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的各种主张正式成为全党遵循的决议。因此我们今天使用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这个说法。但是就当时的历史事实来说，中央工作会议已经为三中全会做了充分准备，即三中全会要确定的路线方针任务等，在中央工作会议上都已经提了出来，并且有了解决问题的主张。对错误观点如“两个凡是”已经进行了严肃的批评，而当时党中央的主要领导人华国锋在会上承认自己犯有错误，承担了责任。改善中央领导机构的名单也已经准备好了，在中央工作会议到会者中取得共识。由于这次中央工作会议的规格是很高的，不但中央政治局委员(其中包括五位常委)全部到会，而且在十一大选出的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中，有资格出席中央委员会全会的45.4％的人，也参加了这个会。加上参加这次中央工作会议的有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国务院副总理、全国政协副主席、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有中央军委常委，有各省市自治区、各大军区、各中央直属机关、各中央国家机关、各军委直属机关、各军兵种的主要负责人，许多重要问题在这样一个范围内取得共识，也就意味着整个中央委员会的成员基本上取得了共识。在这样的基础上再把原先没有通知到会的中委、候补中委通知到会，就成了中央全会了。

[1] [2] [3] [4]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