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倡导改革方面走在最前面，想得最广最深的还是邓小平。
　　邓小平除了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了大家都知道的那些话之外，在传达下来的在常委听取各召集人的汇报会上，在准备大会闭幕会讲话稿过程中同我们的谈话，以及在其他场合，他还谈了不少。他口头讲的比形成文字的更自由更敞开。他对我国经济体制现实中的弊端和如何进行改革的想法，其明确、尖锐的程度我感到比当时别的同志高出一大截。
　　他在为闭幕会上的讲话做准备时对我们说：“我们的制度不是鼓励支持人们敢想敢讲敢做，不仅在政治方面甚至包括经济方面。精神鼓励不够，物质鼓励不够。要鼓励人们敢于创新，千方百计……现在是干得好与干得不好一样，甚至不仅一样，对干得好的还要打击。干得不怎么样的人而且还得全票，因为他不得罪人，大家都觉得可以过得去。我国的政府制度是这样，党内制度也这样，因而怪现象发生。”
　　邓小平这一段话是在要我们考虑“思想僵化产生的原因”时说的。
　　邓小平在这次谈话中说，企业实行责任制，通过责任制，通过赏罚，该升的升，该降的降，不合格的就要降。对职工要求应该很严格，搞得不好该打屁股。接着他说，不应该只打屁股，而且更要注意奖励，而且物质奖励也要到具体的人———具体的集体和个人，这比打屁股效果更大。他还举新加坡、日本为例说，那儿“有的工厂给工人奖半年工资，买辆汽车，三个月工资可以买辆旧汽车”。还说那儿生产秩序非常好。
　　我们国家工厂里经常推行这种竞赛那种竞赛，邓小平针对这个情况说：“竞赛”这个词要推敲。在我们这里常搞些形式主义。评比、请客吃饭、参观、弄虚作假。邓小平的市场观念强。那时流行的那一套计划经济的竞赛，他表示不满。他说真的竞赛，看结果，看市场。他说：总之，有赏有罚，都要同经济利益联系起来。
　　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他多次讲要用经济的办法来管理经济。他主张搞得好的得的多，不仅职工，领导干部也这样，不但有精神鼓励，还应该多得，先富起来。他认为积极性没有经济手段不行，不能只讲风格，讲风格对少数先进分子可以，对广大群众不行，一个时期可以，长期一辈子不行。一定要用经济方法管理经济。
　　关于“允许一部分企业、地区、社员先好起来”，这是邓小平突出提出的一个观点。他说“先好起来”，也说“先富起来”，在闭幕会的讲话稿中写的是“先富起来”，在我的笔记本上“先富起来”的话在不同场合都说过，我记得他还说过“要人民生活富，尽量拔尖”那样的话。他反对平均主义，说这是个大政策，干得好的就比左邻右舍好。邓小平还讲权力下放是个“大政策”。中央工作会议在理论上原则上讲改革不算多，但是倡导改革的精神很浓的。
　　（摘自《1978：我亲历的那次历史大转折——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台前幕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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