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档案

　　于光远（1915—），上海人。著名经济学家、社会学家、
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抗战前在陕甘宁边区从事经济研究和教育、
文化方面的工作。1948年起在中共中央宣传部从事理论宣传和
科学研究的管理工作。历任国家科委副主任、国务院政策研究
室负责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等职。在党的十二大和十三
大上当选为中顾委委员，十四大和十五大特邀代表。

　　主要研究领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经济学，同时涉猎社会
学、教育学等。主要著作有：《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探索》1—
6卷、《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主体论札记》、《论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战略学与地区
战略》、《哲学论文演讲和笔记》、《我的教育思想》、《我
的市场经济观》、《于氏简明社会主义所有制结构辞典》、《
思维的年轮》、《碎思录》、《细雨闲花》、《一个哲学学派
正在中国兴起》、《反“人体特异功能”论》等。其中，《中
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一书被列为“影响新中国经济建
设的10本经济学著作”之一。

　　金秋时节，记者再次来到北京史家胡同，拜访我国著名经
济学家于光远先生。84岁高龄的于老精神矍铄，思维敏捷，笔
耕不缀。于老一直关心国家的命运和民族的前途，对中国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紧迫性和存在的困难，有着自己独到的思
考。在21世纪即将来临之际，面对世界历史大调整时代，于老
就一些热点问题，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记者：几年以前，您曾就中国的改革问题提出过三个“三
十年”的预想，当时在理论界引起一些争论。现在即将跨入21
世纪，事实证明，您的三个“三十年”是非常科学而又有远见
的。回首这个沧桑巨变的世纪，您有些什么感想？

　　于光远：1993年， 我产生了一个三个“三十年”的想法。
从1919年五四运动起到194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即将成立，恰巧
经过整整三十年的时间。这是中国人民进行民族民主革命，从
思想发动经过三次革命战争最后取得全国胜利的三十年，是第
一个“三十年”。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78年冬天
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也恰巧整整三十年，这三十年是我国人民
取得政权之后，在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曲折前进的三十年，是
第二个三十年。在这两个“三十年”之后，我想中国历史也许
还会有第三个三十年。那就是从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方针的1979
年到2008年。我认为有可能到2008年我国的社会主义体制改革
可以基本完成。所谓基本完成是指能够建立起一个比较完善的
经济体制，然后在稳定下来的这个新经济体制下，更有序地持
续、稳定、快速发展我国的经济。那时候我国也将产生一部宪
法来巩固这三十年中取得的成果。

　　记者：您的这种分析是太过于乐观还是太过于悲观？

　　于光远：1979年我访问匈牙利时，看到这个只有1069万人
口的小国，1968年1月1日正式宣布全国进行改革，到那时已有
11年了，但离改革的完成还很远。我就想到中国有十亿（当时
的说法）人口，情况比匈牙利复杂得多，中国的改革在本世纪
是不可能完成的。我说本世纪完不成并不意味着下世纪初也完
不成，我还是很积极的。现在看来我这话说对了。现在我说20
08年有可能基本完成这一场改革是有一定根据的。我认为我国
经济体制改革有两大任务，一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一是建立尽可能好的社会主义所有制结构。1992年秋天离1979
年才十三年多，十四大就通过了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体制的决定。时间没有过半，从理论上、原则上取得共识，作
出决定的任务已完成过半。我们已经从旧的计划经济体制走向
市场经济。如果说1979年我讲那样的话是劝人们不要把改革看
得太简单，那现在讲那样的话便是希望改革更激进些，不但要
深化，而且要加快。

　　记者：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否就是这场改革的最后目标，
还是这场改革最后目标的一个组成部分？

　　于光远：请允许我再讲一次我的那个公式：“社会主义=生
产资料的社会所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按劳分配）”。在等
号右侧的括号里，我原先把按劳分配放在前面。最后，我把它
挪到了后面。在这个公式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只是一项。在
这场改革的最后目标中，还一定要包括所有制结构方面和制度
方面的重大改革。

　　记者：从十五大召开前夕到现在，您一直在忙于编写《于
氏简明社会主义所有制结构辞典》，书中对诸如社会主义所有
制之类敏感的问题提出了您独到的见解。那么，请您谈谈如何
区分一般的公有制和社会主义的公有制这个问题。

　　于光远：有一种十分流行的说法：公有制是我国社会经济
制度的基础。许多人这样说，本意是为了简化。但是我认为应
该先把本义准确地交待清楚才能作这样的简化。宪法第五条上
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前面的“社会主义”四字是不应该随便
“简化”掉的。简化了，容易被人理解为“一般的公有制”，
而一般的公有制的存在，不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的特点。早期原
始社会，既然没有私有财产，也就无所谓公有财产。那是没有
财产和财产观念的社会。在有了财产和财产观念后的人类发展
史上的诸社会经济形态中，即在后期原始社会、奴隶制社会、
封建制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中，都存在私有和
公有。它们都是公有和私有并存的社会。在建国后到十一届三
中全会前的那段历史中，我国曾强调抽象的公与私的对立，曾
强调“一大二公”，把是否有利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置于被忽
视的地位。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已经摒弃了这种错误观点，可
是至今在我国还有一些人不顾大局，对改革开放中的基本路线
持相反意见，企图用姓“公”姓“私”的抽象的对立，来代替
三个“有利于”的原则，把“公有”强调到很不适应的地位。
在这种情况下，在使用“公有制”这样的语言时，在逻辑上马
虎不得，要严格。要把“一般的公有制”与“社会主义公有制
”区分开来，否则很容易被主张以抽象的“公”与“私”的对
立、抹杀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的那些人所利用。

　　记者：改革后的中国究竟应该有怎样的所有制结构，是继
中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中已经决定实行市场经济体制后，
尚待解决的又一个重大问题。作为经济学界的权威人士，您有
何高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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