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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生”主要表现在关于堕胎问题上。堕胎，做人工流产，是不是“杀生”？按照某些宗教（主要是天主教）的教义，堕胎是不被允许的。他们的理论根据就是胎儿已经是“人”，堕胎就是把这个“人”杀了，当然是不能被允许的。
关于“死”涉及的问题就比较多了，“安乐死”就是其中的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有人主要“安乐死”因为有的人患有某种疾病接近死亡，而肉体上非常痛苦。本人要求早日结束自己的生命，求得解脱。在这种情况下，对其采取让他（她）安乐死的措施，有人认为是合乎道德的，应该允许。但是有人认为是不道德的，是不能允许的。还有一种情况，某个人已经早就成了植物人，没有可能再醒过来，重新成为“动物人”。家属根据本人一贯主张提出，在某个有纪念意义的日子停止维持其生命的措施，如我的好朋友黎澍的夫人徐滨，她是按照黎澍的遗愿在“一二·九”的那一天停止维持他生命的一切医疗措施。而黎澍就在当天去世了。对徐滨的这种行为，我是很佩服的。对这件事，我所知道的黎澍的朋友的看法和我一样。在这里倒是有一个学理问题，能否说“植物人”真正的生命，他的社会生命已经早就不存在了？存在的仅仅以一种纯粹肉体上的生命。“安乐死”只是把两种意义下的生命统一起来罢了。我想在允许“安乐死”的问题上不会没有不同意见。
18·至于服务于“死”的，在这里有三件工作要做，第一是“殡”，它的意思是一系列的告别式。不限于原来意义的出殡。第二是“葬”，那是对遗体的处理；现在我们提倡火葬，也有人在火葬之后采取把骨灰洒到大江大海当中去的办法，还有其他的葬的处理方式。比如土葬，在我们国家还有不少，特别是在农村当中。在“殡”和“葬”之外，还有一个“传”，古代皇帝和大官死了以后，建立陵园就有传的意义。我提倡的“墓志铭文学”，“讣闻文学”古已有之。现在以新的形式来进行，有些人物死后给他作的传记，也是“传”之一法。作好殡葬工作，就要发展殡葬文化，上海编辑出版的《殡葬文化》就是服务于死的一种。在《殡葬文化》这个刊物上发表过的乔、诸两位同志的文章就可以收入现在我们正在准备写作编辑的这本书。
我们正进行“生长老病死”的研究
http://www.yuguangyuan.net/especial17.htm
一．“生”和“死”的基本概念
“生老病死”，是大家很熟悉的语言。但是加上一个“长”字，把这五个字摆在一起作为科学研究的对象来做文章，而且用这五个字为书名来写书，可能编者和读者都没有想到。文章的写法，编者和读者也可能觉得特别。近年来我不大喜欢写论文，而喜欢采用随笔的体裁写作。我理解的“随笔”，用我自己的话说“随笔者乃自由之笔也”。我这篇文章的写法，就是把我最近如何想到对这五个字的研究非常重要、想对有关这五个字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作一番研究和提醒人们注意研究这个问题、想写一本《生长老病死》的书，而且决定马上动手组织写这样一本书的事情告诉人们。
我想起写这样一本书是受我自己写了一本《吃喝玩》的启发。2001年9月《吃喝玩－生活与经济》出版后，我在上海书城签名卖书时，忽然想到何不再出一本《生长老病死》，作为《吃喝玩》的姐妹作。《吃喝玩》这本书的书名，是把平常说的“吃喝玩乐”四个字去掉一个“乐”字。当时我的理由是“乐”是目的，不好与“吃”“喝”“玩”这些行为并列。其实“玩乐”两字是连在一起的。“吃喝玩乐”的意思同“吃喝玩”是完全相同的。不过我还是使用减法，决定少一个字比较好。这本《生长老病死》的书名，是在人们常说的“生老病死”中间加了一个“长”字而成的。我的理由是，我想写人的一生，而在人的一生中不能只有“生老病死”而没有“长”。因此在这里我用的就是加法了。
于光远
http://baike.baidu.com/view/162884.htm
于光远，男，1915年生，上海人。原姓郁，名锺正，于光远是入党后起的名字。中国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华夏管理学院名誉院长。另有同名歌唱家，下面分别详细介绍
前中顾委委员、北京华夏管理学院名誉院长
简介
1915年7月出生。1934年由 上海大同大学转入清华大学，1935年参加一二九学生运动。1936年毕业于 清华大学物理系。 1937年初 抗日战争前，加入 中国共产党。1939年兼任 延安中山图书馆主任。历任 中共中央图书馆主任，北京大学图书馆系 教授，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宣传处副处长， 中国科学院哲学 社会科学部委员、常委，科学规划委员会副秘书长，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1941年起从事陕甘宁边区经济的研究工作，后在 延安大学财经系任教。1948～1975年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1955年被推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 社会科学学部的学部委员。1964年任国家科学委员会副主任。1975年以后任国家计划委员会经济研究所所长、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兼马列主义 毛泽东思想研究所所长、国家科委副主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中国社会科学院顾问、《 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委会副主任等职。 于光远长期从事 经济研究工作，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起，致力于 哲学、社会科学多学科的研究和推进其发展的组织活动，并积极参加多方面的 社会活动，担任过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中国政治经济学 社会主义部分研究会、中国 生产力经济学研究会、中国 国土经济学研究会、中国技术经济学研究会、中国 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会、 中国太平洋学会等团体的理事长或会长。 于光远兴趣非常广泛，关心 社会生活中许许多多问题。脑勤、手勤、腿也勤，虽现年事虽高，但仍“坐轮椅，走天下”。近又要求自己要 现代化，尝试与因特网打打交道。于光远曾经破格录取一位 英语分数不够地学生为自己的硕士。传为佳话。 往事略集
▲于光远和钱
于光远是中宣部里最有钱的人，也是最不在乎钱的人。他每个月都请科学处办公室的一位服务员给他在上海的母亲寄钱，他母亲每次都在回信中说明收到了多少钱。回信中所说的钱数总是少于他所寄出的钱数，原来是被那位服务员偷偷克扣了。然
而于光远却马马虎虎，竟从来没有觉察。
这位服务员是个小偷，而且是个惯偷，偷过很多人的钱。一次作案时，他被抓获了，并被起诉到法院。他供认说，偷于光远的钱最多。法院开庭审理此案，通知于光远作为证人出庭。可是于光远在回答法官的询问时，却一问三不知，说不清楚他的钱是什么时候怎么被偷的，更说不清楚被偷了多少钱。他那副狼狈无奈的窘态，惹得法庭上下哄堂大笑。于光远的这一轶事，在中宣部里很长时间都被传为笑谈。(这里，顺便坦白交待一下，在法庭上，那个服务员还供认:曾在龚育之挂在办公室的上衣口袋里偷过钱。而在此之前我也毫无察觉。)于光远之所以有钱，是因为他稿费多。上世纪五十年代，全国各地都学习他编写的《政治常识读本》和《经济建设常识读本》，印量极大。后来，他和苏星主编的《政治经济学》是当时全国唯一的一部政治经济学读本，印量也极大。他的稿费当然就特别多。稿费怎么用？那个时候时兴的方式是交党费。于光远用稿费交了很多党费，但也没有全部交，他留下一部分，以便自己来支配。他有自己的一些想法，比如，资助一些公益事业。中国人民大学的剪报公司，也就是今天的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最早就是于光远出钱办起来的。中宣部机关幼儿园、中宣部建游泳池，他都是资助人之一。
八十年代有人批判于光远“向钱看”，其实他是赞成两句话:既要“向前看”，也要“向钱看”；“向前看”是坚持方向，“向钱看”是重视生产，重视经济效益。至于他自己，对
钱可是从来不在乎的。
1982年，作为国家科委副主任的于光远和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主席团执行主席 李昌联合发表《李昌、于光远在科学院召开的科学报告会上批评所谓“ 人体特异功能”的研究和宣传》的讲话，内容被发表在1982年2月25日《 人民日报》上，受到人体特异功能的支持者 张震寰、 钱学森等人的攻击。 ▲于光远的八字人生
一、勤。也就是‘爱劳动’。眼勤、耳勤、手勤、脑勤，五官四肢都勤。劳动创造物质和精神财富。一个人只有勤，才能有所作为；
二、正。也就是直，正道直行。正直是大聪明，也是大道德；
三、坦。也就是真，说真话，做真事，就是待人坦诚，‘君子坦荡荡’嘛；
四、深。研而究之，探求本质，从现象到本质，从第一本质进到第二本质；
五、创。要有创新的强烈欲望和兴趣。要独立思考，反对陈腐，勇于冲破旧事物的罗网；
六、韧。孜孜不倦，坚韧不拔。要成功，勇是必要的，但须继之以韧性的战斗。目的尚未达到，‘我就跟你没有完’；
七、情。对人对事要有热情，心肠要热，不论看人看问题头脑要冷静，同时要有丰富的人情味。在人与人之间，应有更多的理解、同情和爱，不要感情冷漠；
八、喜。也就是乐。我欣赏经常乐乎乎的性格。不论遇到什么不顺心的事，或者什么病痛，都要想得开，自找快活，不要自寻烦恼。”
于老饮酒，但“没什么水平，也从不过量。醉了，身体会不舒服，醉过的人证实了我的这种说法。”
于老饮茶，且很有品味，中国茶叶博物馆就是20世纪80年代初由他倡议而建立在杭州的。饮食上他喜欢甜食和粥。
研究领域
于光远长期从事经济理论研究工作。50年代末，他参与组织有关商品生产、 价值规律、 社会主义再生产、经济效果、经济发展速度与比例等重要经济理论的讨论。1959年提出必须重视经济效益。70年代后期，他驳斥了所谓的“批判唯生产力论”的论调，认为唯生产力论是承认生产力是 社会发展的最根本的决定性因素，就是承认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归根到底为生产力所决定，唯生产力论是 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观点。在如何评价 社会主义所有制形式的优越性时，他指出，衡量一种生产关系优越与否或何种生产关系更为优越的唯一标准，只能是看它能否最 好地促进当时当地的生产力的发展，同样，何种 社会主义 所有制形式先进，何种形式落后，一定要放到与生产力的关系的 历史发展中去考察。而且对于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非 社会主义经济成分的存在与发展，也要运用这一标准。关于 按劳分配理论，他指出按劳分配不但不产生 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而且是最终消灭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必由之路，他认为在我国不存在按劳分配贯彻过分的问题，而是贯彻不够。1978年他提出商品生产是 社会主义制度的一个本质特征。 1979年他提议开展社会主义生产目的问题的讨论，把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问题和最终产品联系起来，他认为社会主义经济目标，应该是在可能的范围内最大限度地增产人民需要的最终产品，要以最终产品增产的状况作为衡量整个经济工作成绩的尺度。同时，他将全社会的使用价值生产和个别企业的价值生产统一起来，个别企业的价值生产是从属于全社会的使用价值生产的。70年代末，他对社会主义经济有计划发展提出：计划地发展应当包含有计划地适应外界变化，在存在 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条件下，计划应当和市场的变化相适应，不仅指导性计划是如此，指令性计划也是如此。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就坚持不懈地探索改革，他认为经济体制改革是 社会主义国家中继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后的又一次生产关系上的伟大变革。早在1977年，他就指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总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和本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他曾支持一些新的经济学科如生产力经济学、国土经济学、经济 社会发展战略学、技术经济学的创立，并对经济效益学、 教育经济学、消费经济学、环境经济学、旅游经济学等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经济学者
于光远学识渊博，学贯“自然科学和 社会科学”，许多经济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中的重大理论问题都是由他率先或较早提出的，并参与了许多重要的决策。 他是中国当代思想解放运动和改革开放的重要参与者和见证人。
他不仅重视将马克思主义著作中已阐明的原理运用于 现代经济生活，而且还十分重视如何将马克思主义运用于 中国改革实践的经济理论发展。 在中国的学术界中，于光远是以
思想敏锐、学识渊博、勤奋多产而著称的。
前不久去世的 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龚育之曾对于光远有过这样的评价：学识渊博，学贯“两科”，即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有机地融为一体；在整个学术生涯中，他开拓了许多新的学科领域，尤其在促进中国的自然科学与 社会科学联盟方面、在自然辩证法哲学学派的创立与发展方面、在反伪科学方面等等，他是勇敢的开拓者、辛勤的耕耘者。 可以说，这一评价基本概括了于光远为中国学术、思想以及改革所作的贡献。
▲经济改革开放的重要参与者和见证人
于光远出生于上海一个受到西方民主思想影响和近代科学技术教育的知识分子家庭。1932年考入上海大同大学，1934年转到清华大学 物理系三年级。面对 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蹂躏，于光远放弃了成为一个大 物理学家的梦想，参加了1935年底爆发的“一二九”学生运动，继而在 共产党的影响下，投身到抗日救亡的事业中，1937年3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社会实践中，开始了 社会科学研究。 如今，作为一位资深学者，于光远在 社会科学领域已经探索半个多世纪了。从早年感应时代的召唤，投身于民族解放战争的洪流中，到新时期的改革开放，除了文革几年下放干校劳动外，他 一直活跃在思想理论战线上。
于光远不仅仅是一个勤于思考的学者，许多经济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中的重大理论问题都是由他率先或较早提出的；他还是一个长于行动的学者，参与了许多重要的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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