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间，经历了两次病危。四月下旬起病情逐渐平稳，但是每天要躺在床上做“血滤”八至十个小时，口述很难进行。他寄希望于病情好转，每次只透析四小时以后，仍然按照他平时的习惯，一段一段仔细地进行补充和修改，并把文章的副题改为《于光远素描》。然而他的心愿没有能够实现。现在文章的开头和第一、二段给他朗读了三四遍经他亲自修改过，其余大部分给他读过。

　　文中的小标题大都采用了他提纲中的话，提纲中还写有“干校”等，但他没有来得及向我讲述，只能付缺。

　　———孙小礼 2007年6月26日整理成稿，7月8日定稿

　　于光远

　　经济学家，上海人。1936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1941年起从事陕甘宁边区经济的研究工作，后在延安大学财经系任教。1948~1975年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是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1964年任国家科学委员会副主任。1975年以后任国家计划委员会经济研究所所长、国家科委副主任等职。

　　于光远长期从事经济研究工作，上世纪50年代末，参与组织了有关商品经济、价值规律、社会主义再生产等重要经济理论讨论会。他积极支持新学科的创立，还先后发起组织学术研究会、学术团体，创办了有关刊物。

　　一九五四年中宣部单独建立科学处，由胡绳和于光远任正副处长，但胡绳是中宣部副秘书长来兼处长，并不能常来管事，常在科学处的是光远。一九五五年胡绳调走，光远成为处长，一直到一九六六年中宣部被砸烂。所以，光远是我在中宣部里长达十二年的直接上级。

　　1初识

　　建国初期，于光远在宣传马克思主义方面很有名气，他是中宣部理论教育处的副处长（处长空缺。这里顺便说明一下，当时中宣部是部处两级设置，不设局），又是中宣部主办的《学习》杂志的总编辑。一九五○年的一天，他到清华大学来，找学生中的一些党员干部开座谈会，理学院支部是何祚庥、罗劲柏、胡则维、我和孙小礼等几位党员去参加了。何祚庥侃侃而谈，他至今说，他记得自己提出了自然科学阶级性的问题。别的与会者也七嘴八舌，各抒己见。说些什么我可全都记不得了，但记得讨论中于光远忽然问道：“你们这里有谁看过《‘学习’初级版》吗？”

　　全场哑然。

　　《“学习”初级版》是附属于《学习》杂志的一个小型刊物，大学生们以为是给文化不高的工农干部或者初中学生读的，所以一般都不看。

　　接着，于光远说了一篇话：大学生要学习政治常识和经济建设常识，基本常识学好了，理论才能钻得深。当时《政治常识读本》正在《“学习”初级版》上连载（以后还刊载过《经济建设常识读本》）。

　　于光远的这番话，我至今记忆犹新。这恐怕不能说是一种广告词，而是他这位十几年前的大学生，又做了十几年理论宣传工作的老干部，根据自身的真切体会对当时的党员大学生的中肯赠言。

　　2选兵和练兵

　　于光远到清华来开座谈会，单纯是为了了解大学生的理论学习状况吗？我一直觉得还有为中宣部选兵的目的。当年何祚庥一毕业，就被调到中宣部理论宣传处，成为了光远的部下。第二年，我和罗劲柏也被调到中宣部。我想这与光远那次到清华去考察不无关系。

　　光远的一大长处是善于选兵，他陆续从大学里调来了学过物理、化学、生物、医学、地理、农学、工程、经济、哲学等学科的一批年轻教师和毕业生。在科学处聚集了一批年轻人，年轻，就比较有朝气。

　　光远在中宣部负责联系科学工作应属最佳人选，因为，他从名牌大学物理系正规毕业，又有从“一二?九”到延安的革命经历，这样的人不容易找。但是光远自己却不愿意，他说，他从自然科学转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和宣传已经十多年了，再转回到自然科学，弯子太大了。可是，一九五四年以后情况变了，中宣部单设科学处，既联系自然科学，也联系社会科学，这样，光远就顺理成章地到了科学处。

　　中宣部科学处对于光远来说，确实是很合适的工作岗位，而我们这些年轻人被他选到科学处来，则关系到今后的方向、道路和前景，是关乎一辈子的大事。我们本来都是准备从事自然科学专业工作，期望在专业上有所作为，乃至大有作为的。现在情况不同了，当时年轻人能到党中央机关工作，好像很光荣，很神气，但是又什么都不是，没有职称，没有学衔，怎样发展自己呢？我们也想把自己培养成像于光远那样“学贯两科”，既懂自然科学又懂社会科学的新型干部，近学其师，又谈何容易。他们老党员经历过的历史、条件，我们是不可能再经历的。

　　于光远善于选兵，也善于练兵。对于科学处里的这批年轻人，他很理解、很关心、很开明，很注意对我们的训练和培养。

　　对于新参加工作的原来学自然科学的大学生来说，把握政治方向，加强理论素养，应是第一位的。这一点于光远是毫不含糊的。但是，他更强调在实践中培养、在干中学。那时有些大学生到机关好几年了还只是接电话、干杂事，当所谓行政干事，参加不到业务工作中来。于光远则不然。他重视实践中练兵、参与中练兵、民主练兵。他放手让年轻人参加很重要的工作，尝试在重要的工作中让年轻人得到学习和提高。比如，一九五四年党中央对中国科学院的两次报告作批示，这是非常重要的工作，于光远也让我们去参加。

　　于光远从不以权威自居，做任何工作，都不是处长一拍板作了决定，干事们只是去执行。他经常召开会议，发扬民主，和我们年轻人平等地讨论问题，甚至热烈争论，要每个人都充分发表意见。他也善于听取不同意见，有时经过讨论，他会改变或修正原来的决定。

　　于光远勤奋过人，无日无夜地学习、思考和工作。他的床头总挂着铅笔和纸片，夜里想到什么就随手记下来，以免忘记。他常在晚上召集我们开会，集思广益，讨论问题。有时一直讨论到深更半夜，他困倦了，大家都困倦了，他就在会议室里睡一下，也让我们休息一会儿。他打个盹之后，再接着和我们讨论。

　　他不但督促我们学习马克思主义，特别注重学习哲学和自然辩证法，训练我们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观察和分析问题，而且还要我们在专业方面继续加深学习。对于专业知识，光是大学毕业是不够的，不能适应工作的需要，这对我就更加突出，我只读到大学化学系三年级。于光远给我们每周两天时间，分别到科学院各相关的研究所去进修。我去的是原子物理研究所，由郭挺章研究员指导我学习量子化学。为此，我同时自己补习高等数学、原子物理学、量子力学、放射化学，还参加翻译了苏联的同位素化学教科书。

　　那时，我的身体很不好，患慢性肾炎，浮肿无力，但是工作还是干得很起劲，在学习方面自我要求也很高，既要努力钻研马克思主义理论，又希望拓宽专业知识，从化学到物理学，从自然科学到社会科学。我处在四个边缘：健康和工作的边缘、学习和工作的边缘、物理和化学的边缘、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边缘。我感到有压力，也有烦恼。于光远理解我们，总是给予我们鼓励，想办法使我们得到锻炼和提高。作为处长，他能这样做，是很不容易的。

　　何祚庥分配到中宣部工作，虽说是联系中国科学院，没有完全脱离专业，毕竟跟专门从事自然科学专业研究有所不同。何祚庥当然服从党的需要和调配，但是，他从来执着于物理专业。记得他在清华大学当理学院党支部书记时，工作很忙，但物理功课仍然抓得很紧。在食堂排队买菜，他还拿着厚厚一本《原子物理学》的俄文原著在啃，同学们笑话他，他也不在意。他到中宣部后，很早就向部领导和处领导提出了他的愿望：在中宣部工作几年后，请允许他回到自然科学专业研究的岗位上。领导开明，都表示同意。在科学处，何祚庥是很得力的一位年轻干部，但他一再要求领导实现对他的承诺。一九五六年党中央发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于光远以及部领导终于点头，使何祚庥如愿以偿，年底就到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去从事专业研究了。

　　顺便说一下，何祚庥一九五一年到中宣部，正好赶上从供给制改为工资制。他学识比较广博，又能说会道，主意也多，并有地下党和党支部书记的经历，所以一下子就给他定为十八级了。我和罗劲柏一九五二年到中宣部，没能进入这一门槛，而是按照大学毕业生的“统一价格”，定为二十一级。一九五四年评级的时候，于光远说：“龚育之的级别太低了。”于是给我提了两级。“文化大革命”中有人揭发：中宣部的各个处，为培养资产阶级接班人，都在准备提副处长，龚育之受于光远重用，连提两级，是准备提名做副处长的。对于提副处长这件事，后来光远回忆说，其实他当时虽然觉得龚也不错，但认为科学处首先应考虑的副处长人选是李佩珊。

　　3批判与建设

　　在科学处，遇到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的事，于光远虽然不能不说些应景的话，但他是从来不感兴趣的。关于这一点，我想至少有以下两个事例可以说明。

　　一九五四年，批判胡适派唯心主义，报刊上发表了很多文章，编选出了八个文集。当时我也想凑个热闹，写篇文章，去同于光远商量。他则不以为然，对我说：“你再写一篇，无非是给这八个集子再增加一篇。我们还是做一些研究工作吧！”于是，他就同我商讨起怎样编写《论科学提纲》，这个提纲是准备和科学处内外的一些同志进行研究以后编写的。这件事虽然因为受到政治运动的干扰而没有做成，但是开了一个头，还保存下来一个底稿。

　　一九六四年，全国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宣部组织了好几个工作组分别派到有关单位去。去孙冶方为所长的经济研究所的工作组，他请科学处副处长林涧青担任组长。对孙冶方“资产阶级经济思想”的批判，作为处长的于光远则置身事外，没有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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