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光远和苏星主编的那半本《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在一九六一年出版以后，影响很大。于光远到医院看病，医生一看到病历本上的名字是于光远，就立刻说：“我们读过你的《政治经济学》，后半本什么时候出版呀？”但是后半本，即社会主义部分却迟迟没有写出来。光远从来不愿意利用别人的已有成果拼凑成书，他希望在自己有了比较成熟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才撰写后半本《政治经济学》。为了研究社会主义经济，于光远热衷于找一些人在他身边，同他一起讨论，一起研究。他曾发起“周四座谈会”，联系实际讨论经济方面的理论和政策问题，地点就在沙滩中宣部大院里的教育楼。可以说，对于社会主义经济，他探索了一辈子，讨论了一辈子，撰写了一辈子！然而在“文革”中，于光远却成为经济学界被批判的资产阶级学术权威之一。

　　4通达和稳重

　　于光远平时不管机关党的工作，但是政治运动来了，作为处长，他也不能不过问。

　　一九五五年，反胡风运动中，全国各机关都清理内部的暗藏反革命。我们科学处一位同志的弟弟在另外一个机关工作，被怀疑是暗藏的反革命。那个机关决定对其弟弟隔离审查，同时要求我们机关配合，叫这位同志在其弟弟隔离审查期间不得去看望。

　　有一天，那个机关向我们反映：这位同志去看过弟弟，要我们了解一下情况。于是，我和罗劲柏受党支部的指派，向这位同志盘问。不料这位同志竟谎说是到医院看病去了，没有去看弟弟；在我们一再追问下，才承认自己只是顺便去看了看弟弟，没有说什么。我们认为这位同志“不老实”，并把这个问题向光远作了报告。光远却轻描淡写地说：“关心自己的弟弟，去看望一下，这是人之常情。我看算不了什么问题，不必抓住不放。”这番话，使我们脑子开了窍，转变了思路和态度，不再把这件事当作什么问题。

　　肃反运动中还发生过一件事。外单位有人揭发说：有一个很大的反革命集团，其人员分藏在好多个机关，包括中宣部科学处。当时由一个大的机关主持这一大案的调查，凡有该集团成员的单位都派人去协助工作。于光远把我派去了，他向我交待说：“你去，就是听一听。”主持调查的机关对于追查这个集团的劲头很大，但是我听来听去，不过是一群在敌伪占领时期的大、中学生，他们苦闷，他们求友，他们也萌发着青春时期的爱情，经常结伴到西山去游玩。他们之中有人向往延安，甚至去过延安；有人向往重庆，甚至去过重庆……如此而已，算不上什么反革命活动，说不上什么反动集团。这样，在我们科学处，就始终没有把怀疑某人是反动集团成员的事提出来，更没有要求本人作交待。

　　三年前，这位同志去世了。在于光远发起的追思会上，我才第一次把这件事情说了出来。此前，科学处的同事们根本就不知道有这么一回事。

　　肃反中的这两件事，使我深感于光远的通达和稳重。正是他的这种通达和稳重，使科学处的这两位同志都受到了保护。　整风反右中的科学处

　　一九五七年整风光远派我们下去听意见，即到科学院和大学去听意见，这样就产生了中宣部《宣教动态》登载的傅鹰的那两次发言，引起毛泽东注意的那两篇批示。主要由于这两篇批示，傅鹰受到了保护，没有被划为右派。可惜中宣部的这个反映和毛泽东的两次直接讲到傅鹰的批示，没有能够在实践中起到保护知识分子的作用。

　　中宣部并不管科学院的反右，中宣部内部的反右主要也是机关党委干部负责，当然行政负责人也不能不管。

　　科学处划了三个右派，一位学物理的大学生．一位学哲学的大学生，一位学工程的中专生。可能迫于当时的形势和于光远本人的困难处境，他没有能够像过去那样保护这三位年轻人。

　　我没有想到，当时提倡鸣放就是为了“钓鱼”，我的确参加过一次为了“钓鱼”的鸣放会。大约一九五七年的五月下旬，上面已经决定反右，但没有往下部署，说是“光阴一刻值千金”，赶紧让那些右派言论放出来好反击。于是，中宣部机关在六月五日召开了一次鸣放会，主题是“等级和特权”，这是当时社会上也是机关里的热门话题。部领导同志都没有参加，由一位被交了底的中层干部主持，参加的都是年轻干部。我和罗劲柏商量作一个联合发言，由我在会上讲。我们无非是讲要注意干群生活差别呀．批评现行工资制度呀，要研究巴黎公社原则和按劳分配原则呀……会上的所有发言当即被整理成大字报公布，后来还编人中宣部机关的一本《言论集》。因为有这么一个编印本，我才得以保存了一份发言稿。现在重看，意见很天真、充满书生气，建议不切实际，要说是观点错．恐怕主要还是“左”的错误。没有料到，这个发言转眼竟成为反右中的一个问题。反右时最大的案子是“章罗联盟”，我和罗劲柏的联合发言．在中宣部也被人们戏称为“龚罗联盟”。

　　于光远和钱

　　于光远是中宣部里最有钱的人，也是最不在乎钱的人。

　　他每个月都请科学处办公室的一位服务员给他在上海的母亲寄钱，他母亲每次都在回信中说明收到了多少钱。回信中所说的钱数总是少于他所寄出的钱数，原来是被那位服务员偷偷克扣了。然而于光远却马马虎虎．竟从来没有觉察。

　　这位服务员是个小偷，而且是个惯偷，偷过很多人的钱。一次作案时，他被抓获了，并被起诉到法院。他供认说，偷于光远的钱最多。法院开庭审理此案，通知于光远作为证人出庭。可是于光远在回答法官的询问时，却一问三不知，说不清楚他的钱是什么时候怎么被偷的．更说不清楚被偷了多少钱。他那幅狼狈无奈的窘态，惹得法庭上下哄堂大笑。于光远的这一轶事，在中宣部里很长时间都被传为笑谈。（这里，顺便坦白交待一下，在法庭上，那个服务员还供认：曾在龚育之挂在办公室的上衣口袋里偷过钱。而在此之前我也毫无察觉。）

　　于光远之所以有钱，是因为他稿费多。上世纪五十年代，全国各地都学习他编写的《政治常识读本》和《经济建设常识读本》，印量极大。后来，他和苏星主编的《政治经济学》是当时全国唯一的一部政治经济学读本，印量也极大。他的稿费当然就特别多：稿费怎么用？那个时候时兴的方式是交党费。于光远用稿费交了很多党费，但也没有全部交，他留下一部分，以便自己来支配。他有自己的一些想法，比如，资助一些公益事业。中国人民大学的剪报公司，也就是今天的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最早就是于光远出钱办起来的。中宣部机关幼儿园、中宣部建游泳池，他都是资助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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