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光远：根据我多年的观察和思考，我认为，要解决好社
会主义所有制问题，需要在以下三个方面作出重大的努力：

　　一是要在指导思想上求得更进一步的明确和强化。那就是
要坚决贯彻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原则。对各种
性质的所有制和所有制的各种形式，以及整个所有制结构，都
要遵循这个指导思想，而不能接受其他重要思想。有人散布一
种错误观点，即用公与私的抽象对立来取代邓小平提出的“三
个有利于”的原则。其实这就是改革前“一大二公”思想的翻
版。这是一个属于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解决这种意识形态方
面的问题，可以说是最容易的，因为这不需要投入大量资金，
也不需要培养众多的合作人才，而且效果是会非常显著的，可
以有效地促进经济的发展。邓小平南巡讲话前，当时我国的经
济形势并不特别好。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可是那些重要讲话一
传出来，解决了许多意识形态方面的重要问题，一下子出现了
经济大发展的形势，这也是大家都看见的。但是解决意识形态
的问题也许又是“最困难”的，因为往往思想上没有开窍，或
者被不正确的观点束缚了，思想认识上不去，下不了决心，经
济的发展就会受到影响。

　　二是要深入理论上的研讨。目前在有关所有制结构改革方
面，理论研究还是比较薄弱的。现在许多事情我们做了，也收
到了成效，但是没有说清楚其所以然。还有一些事情可以看出
必须进一步在理论上深入和发挥，拿出新的创造性成果来。只
有在这些方面有进展，才能使人们获得共同的认识，以坚定的
步伐把这个事业推向前进。

　　三是要勇于创新，勇于实践。这是改革的本质决定的。我
国由于历史上长期拒绝实行市场经济，有许多事情没有经验。
比如在我国发展股份公司势在必行。如果认为股份公司还可能
是改革后我国社会所有制的主要形式，那就更需作好准备。发
展股份公司的一个条件便是要有股票市场。由于我们对股份制
和股票市场以前毫无经验，只有向西方国家学习，学习他们一
百多年来的经验。但是我又觉得资本主义国家股票市场的状况
恐怕难以同中国以后的发展相适应，还必须有很大的改进。可
是在经验不足的情况下，随便去做这种改进，是带有很大冒险
性质的，必须十分慎重，决不能鲁莽从事。这就要长期积累经
验和进行深刻的理论思考。这样的工作现在恐怕还不可能提到
议事日程上来，但是精神上需要有这种准备。

　　记者：即将过去的20世纪和正在来临的21世纪，都是世纪
历史文明特别迅速发展的时期。对当代的特征已有多种说法，
为什么您又提出了一个“历史大调整时期”的说法？

　　于光远：就我听到的和看到的来说，我认为已有的说法有
的似乎只是概括了某方面的现象，他们说得是对的，如“冷战
后时代”、“和平与发展时代”等。我认为：20世纪的后半个
世纪，甚至有可能整个21世纪都属于“历史大调整时期”。我
提出“大调整时期”是出于对近半个世纪历史的这样一种观察：
20世纪初，本来是资本主义一统天下，但是一部分资本主义国
家不满足于它们在资本主义世界中原有的地位，要争更大的霸
权，于是发动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战争引起了革命，结果出了
一个社会主义的苏联。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社会主义国家很年
轻，也很孤立。战败国中的德国在希特勒掌握政权后认为自己
有力量，也有办法东山再起，既可以征服苏联，又可以征服英、
法等国家，使美国陷于孤立的地位，于是联合日本和意大利发
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在中、英、法、美与苏联联合打击下，
德、日、意法西斯惨遭失败。同时资本主义国家除美国外，也
遭受很大的损失。二次大战后，世界上又出现了第二批社会主
义国家。两次世界大战使资本主义国家不得不走上调整的道路，
采取了一些措施，缓和了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和资本主义国家与
原先殖民地附属国的矛盾，协调了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
作为“调整”的结果，资本主义国家重新取得了活力，经济文
化得到相当快的发展。而与此同时，某些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
者却沉醉于已取得的那些胜利之中，以为可以继续直线地前进，
结果使本国经济、社会生活停滞落后。这种一上一下的变化，
迫使社会主义国家继资本主义国家调整后，不得不先后走上了
调整——即改革的道路。当然，社会主义接受改革不是很容易
的，它们都经过一个很艰难的过程，才取得多数人的共识。资
本主义国家实行调整加上社会主义国家实行调整，我们可以说
整个世界进入了历史大调整的时代。

　　记者：当代亚洲是当代世界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当代中
国是当代亚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面对着这样的历史大调整
时期，我们应当怎么办？

　　于光远：说到“应当”这两个字，我有一个“八字方针”。
这八个字是：“要说应当、慢说应当”。“应当”这两个字是
“要说”的。就“应当如何如何”，就是要拿出指导历史前进
的主张来。拿出这种主张是一切有志于促进社会进步的人要做
的事情。学者们有这种社会责任，掌握权力的人更负有这种社
会责任，掌握权力越大的人，他们拿出或接受学者们提出的指
导历史前进的主张要尽可能正确。我说尽可能正确，是因为有
时犯错误也难以避免，但是，要尽可能减少错误、避免错误。
而正确的主张一定要建立在客观事实、客观形势发展的趋势、
客观发展规律性的基础上，即要等到自己对客观事物有了认识
之后才去说“应当如何如何”。所以我主张“慢说应当”。我
认为在认识世界、提出主张方面，学者们负有一份特殊的责任，
我们在这方面的工作做得越好就越能产生好的影响。

　　记者：人类历史的前进也是文明的发展。世界越来越成为
文明的世界，亚洲也越来越成为文明的亚洲。请您谈谈您对文
明发展速度的看法。

　　于光远：恩格斯曾在《自然辩证法》中说过一句话：“不
同时期文明发展的速度同它距人类历史中发展的时距的平方成
正比。”我认为这个数学公式基本上是符合实际的。我把20世
纪文明发展中最突出的东西概括为两条，一条是自然科学与技
术的大发展，还有一条是我称之为现代市场经济文化的那种文
明的发展。当然，这种进步一定会表现在工业、运输、通讯以
及金融业等方面。20世纪的亚洲也是如此。在人类精神的领域
中，如文学、艺术、学术、道德、教育等，20世纪应该说也有
很大的进步。同时，我又觉得，20世纪中这方面的进步不那么
相称。在这里有一个精神文明的进步、物质文明的进步以及整
个时代的进步相适应的问题，有一个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问题。
处在人类历史大调整时期，文学、艺术、学术、道德、教育等
也会有一个调整，它要与经济社会制度的调整相适应。这种适
应来得比较迟一些，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这一方面的文明来得
虽然可能迟一些，但是它起作用的时间却会很深远。我们有理
由预想和希望在21世纪文明中，文学、艺术、学术、道德、教
育等方面的进步可以取得相应的大发展，有与继续迅速发展的
自然科学与技术、市场经济文化等并列为世界文明发展的主要
内容。

　　记者：关于21世纪世界文明方面，您曾提出发展出一种“
国际合作的新文明”，是吗？

　　于光远：我认为，21世纪的世界文明有可能发展出一种“
国际合作的新文明”，而这种文明的发展和它的重要性使它能
成为这个新世纪中世界文明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现在在国
际经济合作方面已经有了一套组织、一套操作方法、一套法律，
虽然还不那么完整，从发展中国家的角度来看，也未见得就那
么公道。但是，总算已经有了这方面的大变化，但我希望还要
大发展，而且我想把它扩大到更大的范围，把它称为“历史大
调整时期国际合作新文化”。我认为会不会发展出这样很好的
文明，那就要看历史大调整时期世界经济政治的变化发展，要
看各国政治家、经济界领导人士和学者对国家合作的认识能否
大幅度地提高和能否在实践中作出巨大的努力。这种文明中有
一部分包括在现代市场经济文化之中，因为现代市场经济文化
要求在国际经济合作方面的文化进一步发展，但是国际合作的
范围比国际经济合作的范围要宽得多，因此，不能完全包括在
现代市场经济文化之中。在国际经济合作中已经发展出不少国
际经济合作的文化，在更大范围的经济合作更需要文化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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