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于光远不仅重视将马克思主义著作中已阐明的原理运用于现代经济生活，而且十分重视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1983年，在首都纪念马克思逝世100周年学术讨论会上，他提出了要“发展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的要求，在理论界产生了深刻的影响。1978年访问南斯拉夫以后，他开始比较系统和深入地思考和研究中国经济体制改革问题。他指出，实现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应与被看作是继社会主义改造后的又一次生产关系方面的伟大变革，中国当前所进行的这场经济体制改革是一个跨世纪的任务。他并强调说，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总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本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关于改革的基本原则，他认为应当把商品生产问题放在首位，这是因为，发展商品生产在各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中具有突出的重要地位。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实践证明，商品生产在社会主义阶段中的存在和发展不是偶然的，而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本质特征。他在改革的实践中，不仅注意实践中出现的新事物，注意总结改革的成功经验，而且十分注意改革所遇到的和可能遇到的问题。关于改革和经营的关系，就是他提出来并反复强调以其引起人们高度重视的问题之一。他指出，改革应当为经营排除障碍、创造条件，因为经济效益只能通过经营来取得。搞好经营不仅对于巩固改革成果十分重要，而且积极从事经营能使人们有更强的改革要求。他的这一思想，为后来实行承包制改革以完善经营机制的改革措施在理论上作了准备。他还比较早地研究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的理论，著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1988)一书。此书被经济学家评为“影响新中国经济的十本经济学著作”之一。

  　1995年，于光远又提出了著名的“三个30年”观点，他认为，中国的现代化可分为“三个30年”。第一个30年是从1919年五四运动到1948年新中国成立前夕，这是从思想发动经过三次革命战争取得全国胜利的30年；第二个30年是从1949年全国解放到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这是我们取得政权后在建设社会主义道路上曲折前进的30年，在这30年后期，我们觉悟到要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并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开始了又一新的伟大革命；从1979年起，中国进入第三个30年，在这个30年末，即2008年，中国经济改革可以基本完成，并建立一个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同伪科学的斗争

  　晚年的于光远，被誉为反伪科学的斗士。

  　还在上世纪50年代，于光远担任中宣部科学处处长期间，就拉开了他反伪科学的序幕。1979年，当四川大足县有个小孩声称自己的耳朵能认字后，随即全国各地陆续出现大批特异功能者，大有方兴未艾之势。在这场由耳朵认字开始的伪科学活动中，时任国家科委副主任的于光远，成立了一个“人体特异功能调查组”，调查人员走遍了全国各地，对声称有特异功能的人进行了深入的调查和测试，结果证明所有这些全部都是带有欺骗性的。

  　其实，耳朵认字是我国相传已久的“小戏法”。早在1934年，鲁迅为上海《申报》“自由谈”所写的一篇题为《朋友》的杂文中就写道：“我在小时候，看同学们变小戏法，‘耳中听字’呀，‘纸人出血”呀，很以为有趣。庙会时就有传授这些戏法的人，几枚铜元一件，学得来时，倒从此索然无味了。”但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小戏法”，竟然有很多人包括一些高级领导人和科学家都相信。根据上海大学教授、社会学家邓伟志的回忆，当时有一位在职的副部级干部，亲自给于光远写信，诋毁他身边坚决反对“耳朵认字”的人，企图削弱他反对“耳朵认字”的力量。甚至有一位国家领导人也劝于光远“少管那件事（指“耳朵认字”）”，被于光远当面顶了回去。他说：“政府工作听你的，科学上的事不能听你的。” 在人体特异功能问题上，于光远还和我国一位大科学家钱学森发生过一场激烈的“争论”。由此可见于光远在反伪科学上的坚定态度，也表现了他作为一个思想家的胆识。

  　于光远把他几十年间批判和揭露伪科学以及人体特异功能的言论收集在《评所谓“人体特异功能”》一书中。在这本书里，有他对“人体特异功能”的“科学”基础的种种质疑，也有他对弄虚作假行为的种种揭露。他说，“那些搞伪科学的人，他们完全知道自己是在骗人，他们所谓的特异功能从来不敢在我面前表演，怕我戳穿他们。于是他们就制造了这样一种舆论，说气功大师分三种境界，‘慧眼通’、‘法眼通’和‘佛眼通’，其中‘佛眼通’是最高的，因此就封我了一个‘佛眼通’。说我具有比一般气功大师更高的功力，有我在场，他们的各种功能就消失了，眼前只有金光一片。其实我没有任何特异功能，我只有一通——通晓科学精神、通晓任何伪科学都是有意识骗人的邪说。我是科学工作者，只懂得坚持科学精神，维护科学尊严，任何伪科学在我这里是通不过去的……”

  　正因为此，于光远在那些“伪气功大师”的眼中，就成为十恶不赦、罪大恶极的“恶人”。在中国伪气功界，于光远、司马南、郭正谊、何祚庥四位反伪斗士被封为“四大恶人”，是“伪气功大师”们欲除之而后快的。而于光远则是“四大恶人”之首，这从反面证明了于光远在这场声势浩大的反伪科学斗争中，是最早、最坚定、最积极的人之一。因此，将他誉为反伪科学的一面旗帜是恰如其分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于光远为捍卫人类的文明，为中国的启蒙事业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事实上，贯穿于于光远一生的，正是他这种科学的态度和科学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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