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育之说：“他是中宣部里最有钱的人，也是最不在乎钱的人。”于光远每个月都请科学处办公室的一位服务员给他在上海的母亲寄钱，那位服务员却偷偷克扣了一部分。于光远从没觉察。这位服务员一次作案时被抓了，被起诉到法院。他供认说，偷于光远的钱最多。法院开庭审理此案，通知于光远作为证人出庭。于光远在回答法官询问时一问三不知，说不清楚钱是什么时候怎么被偷的，更说不清楚被偷了多少。他那副狼狈无奈的窘态，惹得法庭上下哄堂大笑。

　　于光远之所以有钱，是因为他稿费多。上世纪五十年代，全国各地都学习他编写的《政治常识读本》和《经济建设常识读本》，印量极大。后来，他和苏星主编的《政治经济学》是当时全国唯一的政治经济学读本，印量极大。稿费怎么用？那时时兴交党费。于光远用稿费交了很多党费，但也没全交，他留下一部分自己支配。他有一些想法，比如，资助公益事业。中国人民大学的剪报公司，也就是今天的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最早就是于光远出钱办起来的。

　　对下属，于光远是通达的。

　　于光远兴趣广泛、精力充沛，又古道热肠，一身兼着十几个研究会的会长——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中国生产力研究会、中国技术经济研究会、中国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研究会、中国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会、中国国土经济学研究会等等。一度，于光远家的电话号码后四位是8787，熟人戏称这是“发起，发起”。于光远的“瞎热心”、“无事忙”让身边的秘书胡冀燕围着他团团转。

　　“小胡‘任劳’，但不‘任怨’。她越想把工作做好，就越怕出差错。于是，在我俩之间常常发生谁该负责任的问题：是我的错还是她的错。为了弄清责任，常各不相让。互有胜败，多半我败北，责任在我的多，但当责任在她时，我就抓住不放，不让她过分自信。有时我对她发火，发了火又觉得自己不对。可是有时又忍不住发火，自己管不了自己。后来我想出了个主意，亲自做了一块黄牌，告诉她，如果我再发火时，她可以祭出这张黄牌来警告我，可是那块黄牌在她手里好多年，她一次也没有祭出这个法宝。”

　　于光远写字台上的玻璃板下压了一张纸条，写着他做人的格言。其中有这样一句：独立思考，只服从真理。

　　前些年，特异功能喧嚣一时，甚至国内许多知名人物都对特异功能持肯定态度。作为反对派，于光远是挂头牌的。为了取得科学论据，他把特异功能当成一门学问来研究，短短几年，在国内外报刊撰文上百篇，发出了“与伪科学至少还要斗争一百年”的讨伐口号。

　　对于“坚持真理”，于光远的眼中揉不进沙粒。这一次，他没有选择一团和气的通达，而是择善固执。

　　于光远经常对人讲起自己的“丢脸”事儿：1958年“大跃进”，他曾写过文章帮着鼓吹小麦高产。他还到毛主席那里汇报过一个省委报告下面把苹果嫁接到南瓜上，南瓜和苹果都长得多么多么大的事情，其实事先没有核实。

　　于光远说：“这些丢脸事，我记了一辈子，时常讲起，讲给别人听，更是讲给自己听，时常警示自己。发生这件事情后，使我有了一个明确的指导思想，那就是我们不仅要重视发展科学事业，而且要重视捍卫科学精神。我认为，把丢脸的事讲出来就如同洗脸。讲一次就洗一次，越洗越干净。”为学是开门见山，水清见底；处世是境由心造，事在人为。这就是于光远，历史会记住这个名字。

　　来源：光明日报 2013年01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