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是图书馆里的自修。于光远从小就是“书迷”，看完《三国演义》，看《说唐》，再看《七侠五义》，看《水浒》……小说看完了，就看弹词、戏曲《再生缘》《珍珠塔》《西厢记》……“闲书”看完了，开始看社会政治哲学类的书籍。他说“这些书没有小说、弹词好看，没有办法，好看的书都看完了，即使不好看的书也看，我已经成了一个非看书不可的人了”。

　　第三是在化学实验室里做实验。于光远的伯父开办了一个“化学工业社”，生产牙膏。由于技术不过关，牙膏放在那里，几个月后就干得挤不出来了。15岁的于光远在图书馆里查阅了化工手册后，建议在牙膏配方中加点甘油，没想到这样真就解决了问题。这项“发明”使得他在亲戚中“声名大噪”，结果促成了一个属于他自己的化学试验室的诞生。在见方斗室的实验室里，高二学生于光远鼓捣出了“碳酸镁”（制造胶鞋的填充料）等一大堆五花八门的新发明，有的甚至批量生产了。

　　第四是看人打牌。于光远说：“自己十岁左右时，很喜欢看人打牌，对我的智力开发也起了显著的作用。从第二、第三、第四方面的学历中学到的东西，很多是我在学校里学不到的。”

　　1934年，于光远考入清华大学物理系，与钱三强、王大珩、何泽慧等成为同班同学。作为清华大学物理系的高材生，他深受老师周培源的器重，在周培源的指导下，开始广义相对论的研究。1935年，周培源去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讲学，他把随身带去的于光远的物理学论文交给爱因斯坦。爱因斯坦亲自提出了修改意见。如果于光远后来继续从事这一领域的研究，也许会像他的同学那样，成为一名了不起的物理学家。

　　然而，这些来自“四面八方”的学历，没有将于光远引向一条“专工翰墨、皓首穷经”的学者之路；内忧外患的不堪时局，破碎动荡的家国悲影反而促使他参加了“一二?九运动”，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投身到民族解放战争的洪流。

　　1936年，一心只想“从一个有职业的人成为一个有职业的革命者”的于光远将报考约里奥?居里实验室研究生的机会“让”给了钱三强，后者果然被选中。出国前，于光远在钱三强的纪念册上写了一段话，大意是：我现在参加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斗争，目的是建立一个民主的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革命成功之后要进行建设，你出国深造，回来之后就可以为这样的国家服务，到那时候我们还会合作。

　　不出于光远所料，“三强在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后”回到中国。此后，一个成了共产党的职业革命家，活跃在思想理论战线上，吹响了改革开放新时代的号角；一个成了我国赫赫有名的物理学家，被称为“中国原子弹之父”，为新中国的国防事业立下了不朽的功勋。二人的报国之志、赤子之情，被科学界传为“佳话”。

科学处的“练兵”

　　“二月二十三日，他写出一个题为‘于光远琐记’的提纲，接着就断断续续地口述文章内容，由我作记录。其间，经历了两次病危。他寄希望于病情好转，每次只透析四小时以后，仍然按照他平时的习惯，一段一段仔细地进行补充和修改，并把文章的副题改为‘于光远素描’。然而他的心愿没有能够实现。”原中央党校副校长龚育之的夫人孙小礼回忆起丈夫撰写的“一篇没有完成的遗作”，这几乎成了龚育之的绝笔，一篇献给老上级于光远九十寿辰的贺礼。

　　新中国成立后，于光远曾任中宣部科学处和理论宣传处处长。1954年，中宣部单设科学处，既联系自然科学，也联系社会科学，这个位置由于光远出任，顺理成章。于光远领导科学处不过12年，人员不过十来个，但他的部下，后来几乎个个都成了不同岗位的骨干。“强将手下无弱兵”，这是于光远爱说的一句话。

　　他善于选兵，陆续从大学里调来了学过物理、化学、生物、医学、地理、农学、工程、经济、哲学等学科的一批年轻教师和毕业生。党的十五大期间，龚育之遇到曾在科学处当过干事的明廷华，他笑眯眯地对龚说：“你注意到没有，在十五大的与会者中，从我们科学处出来的人竟有五个！”他扳着指头数，大会代表有三人：郑必坚、明廷华、龚育之；特邀列席代表有两人：于光远、林涧青。郑必坚曾两任中央委员，林涧青曾任中央候补委员。曾在科学处工作过的何祚庥成了中科院院士。

　　他更善于练兵。对于新参加工作的学自然科学的大学生来说，把握政治方向，加强理论素养，这一点于光远毫不含糊。但是，他更强调在实践中培养、在干中学。那时有些大学生到机关好几年了还只是接电话、干杂事，参加不到业务工作中来。于光远则不然,他放手让年轻人参加很重要的工作，尝试在重要的工作中让年轻人得到学习和提高。

　　搞理论工作，反对“空虚之学”，于光远自己“学贯两科”，更注重“经世致用”。

　　有一次，于光远去胡耀邦家，见桌上摊开着《淮南子》。胡耀邦说《淮南子》有一句话“称薪而爨，数米而炊，可以治小，而未可以治大”。接着发挥了一通治小与治大，治家与治国所用的方法不一样的道理。

　　于光远回忆：“那时我在研究‘信用’在我国经济工作中的重要性问题。回来翻了翻《淮南子》，意思是明白的，治家治国不能采用家中有多少柴就烧多大的火，有多少米就做多少饭的办法，而是想办法解决国家必须解决的大问题。我认为这一句话可以借用来发挥我国的经济建设工作中应该注意的一个指导思想，那就是为了尽快发展我国经济，不能只看手边有多少钱去办多少事，而是要经过仔细研究确定可以达到的发展目标，借助信用这个手段，想方设法去找到实现这个目标所需要的钱。”

　　从《淮南子》到经济工作中的“信用”问题，能将二者融会贯通，怕世上难有第二个于光远。

　　于光远说自己有一个“无时不思，无日不写”的习惯，84岁开始学电脑；86岁开了个人网站；满90岁时，他向前来祝贺的朋友推心置腹地说：“我认为对于90岁的人，保持一种积极的精神状态尤其重要，那就是‘身老心不老’。”

风暴中的通达

　　“对田家英之死，我知道得很早。1966年夏天，作为中宣部‘阎王殿’的一名判官，我已经处在被打倒的地位。一天，中共中央机关在西柏坡工作时毛泽东住处的房东来中宣部找我，对我说，他才从毛主席那里来，见到了毛主席，说想见见田家英。可是，主席对他只说了三个字‘呜呼了’。”

　　于光远和田家英之间有着“无话不谈”的交情，对于他最后的选择，于光远“虽然悲痛，但不吃惊”，他说：“我认为田家英的悲剧是由于他的性格不适合做毛泽东的秘书工作。田家英的本性有点像古代某些骚人墨客，用不那么好听的语言来说，就是喜欢自由散漫。可他偏偏到了那个需要经常保持高度警惕的地方。在那样的环境下，他实在难于应付，这是他的悲剧。”

　　同样的“悲剧”也发生在友人艾思奇身上，在于光远看来，“田艾两人都是到了不该去的地方”。

　　“人君得如贾生之臣，则知其有狷介之操。”于光远的通达，让他逃脱了某些中国文人的悲剧命运。他感慨：“能够逃脱这种命运的人，真应该自我庆幸。”

　　“文革”中，于光远是通达的。

　　他写过一篇短文《当了一回“胜利者”》，说自己去参加在政法学院召开的批斗他的会。到了门口，要门票，他说，“我不知道要门票，也没人给我门票。”“没门票是不能进去的！”把门人斩钉截铁。“没门票我也一定要进去的！”于光远当仁不让，惹来了许多围观者。把门的脾气上来了：“你这人真是，敢情没你这批斗会还开不成了咋的！”“对，没我你们就开不成！”那人一听懵了。光远同志问：“你们开的什么会？”“批斗会呀！”“批斗谁呢？”“于光远呀！”“我就是于光远，你说没我你们这会开得成吗？”围观者一听就“炸”了。把门的还不信，赶紧找来会议组织者验明正身，才放行了。于光远写道：“那是‘文革’开始后我第一次感觉以‘胜利者’的姿态，大摇大摆地走进了会场，进去后便坐了‘喷气式飞机’”。

　　病痛中，于光远是通达的。

　　1992年，于光远患了乳腺癌。经过手术，癌细胞由几十亿下降到几百万。由于化疗，白细胞降至三千以下。病中的他开始改变过去的写作路子，经常写一些散文、随笔之类的东西，病情亦相对比较稳定。于光远认为这应该给“可爱的文学细胞”记大功。

　　对于名利，于光远是通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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