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往前推,他17岁考入大学,19岁转入清华大学物理系,日本的入侵揉碎了他的物理学家的梦想,他参加了一二·九运动,又加入了共产党。他上了一艘东方的大船,就随船在大洋中沉浮漂荡。
他从很早就服务于党的最高机关宣传部门。从上世纪50年代起,他担任中宣部科学处处长,而几乎同时,他又是中国科学院哲学学部委员中的4位院士之一,而且是最年轻的。除去“文革”中的几年下放干校劳动,于光远大部分的时间是在思想理论战线度过的。
兼具社会关怀和学术关怀
可于光远给众人的形象却是经济学家。2005年,中国首届经济学家候选人中,推荐人对他的评语是:他是一个兼有着深切的社会关怀和深切的学术关怀的经济学家,在他的学术活动中,总是试图寻找二者间的支点,来确定自己的学术研究方向。广泛的学术兴趣和丰富的人生经历,使得他的学术思想内容十分丰富。
从上世纪50年代就开始的倡导社会主义经济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于光远进行了40多年,《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探索》出版了7卷,此外,他的经济学著作还有《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主体论杂记》、《我的市场经济观》等多部。
于光远的研究厘清了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和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等重大问题,他提出进行一些新学科的研究,比如消费经济学、教育经济学、环境经济学、国土经济学等等。在1997年发表的《于氏简明社会主义所有制结构辞典》中,他又以条目的形式系统阐述了他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改革的观点。
“妈妈走了,铃铃没有哭。妈妈说下午就接他回家。男孩子是不作兴哭的。妈妈常说,铃铃记得。”于光远90多岁时,透过近一个世纪的尘埃,回望人生来路,“这个叫铃铃的小孩就是我。”
看他的照片,他总是在笑着。从延安时期,到新中国成立前夕回到上海省亲,再到经历“文革”,就是在年迈的时候,他的笑容出现在照片中越来越多。从笑貌上,未与他谋面的人看到的是,达观、洞察了生命至深的于光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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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喻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