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服务员是个小偷，而且是个惯偷，偷过很多人的钱。一次作案时，他被抓获了，并被起诉到法院。他供认说，偷于光远的钱最多。法院开庭审理此案，通知于光远作为证人出庭。可是于光远在回答法官的询问时，却一问三不知，说不清楚他的钱是什么时候怎么被偷的．更说不清楚被偷了多少钱。他那幅狼狈无奈的窘态，惹得法庭上下哄堂大笑。于光远的这一轶事，在中宣部里很长时间都被传为笑谈。（这里，顺便坦白交待一下，在法庭上，那个服务员还供认：曾在龚育之挂在办公室的上衣口袋里偷过钱。而在此之前我也毫无察觉。）

　　于光远之所以有钱，是因为他稿费多。上世纪五十年代，全国各地都学习他编写的《政治常识读本》和《经济建设常识读本》，印量极大。后来，他和苏星主编的《政治经济学》是当时全国唯一的一部政治经济学读本，印量也极大。他的稿费当然就特别多：稿费怎么用？那个时候时兴的方式是交党费。于光远用稿费交了很多党费，但也没有全部交，他留下一部分，以便自己来支配。他有自己的一些想法，比如，资助一些公益事业。中国人民大学的剪报公司，也就是今天的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最早就是于光远出钱办起来的。中宣部机关幼儿园、中宣部建游泳池，他都是资助人之一。

　　八十年代有人批判于光远“向钱看”．其实他是赞成两句话：既要“向前看”，也要“向钱看”；“向前看”是坚持方向，“向钱看”是重视生产，重视经济效益。至于他自己，对钱可是从来不在乎的。

　　农村“四清”中的于光远

　　一九六四年秋，我们都到北京郊区参加“四清”。于光远也去参加了农村“四清”，但他不隶属于由常务副部长许立群挂帅的中宣部工作队，而属于刘少奇组织的“机动队”，蒋南翔是队长，他是副队长。机动队不固定在一个地方，于光远当时又兼任国家科委副主任，是副部级，可以坐着专车到各村转转看看。他不像我们那样只在一个村子里蹲点搞“四清”．而是对了解农业技术方面的研究成果，以及在农村大田生产中应用、推广农业技术的情况感兴趣。

　　“四清”时，于光远把两位帮他写《政治经济学》的大学教授送到我所蹲点的生产小队。两位教授把生产队的账目做了彻底清理。原来小队的会计自己总是交待不出两箱玻璃的去向，只好承认是自己贪污了。两位教授花了好几天工夫，终于把小会计的一笔烂账查得清清楚楚，证明他没有贪污这两箱玻璃。这件事，小会计满意，小队长满意，社员们也满意。为小会计澄清了两箱玻璃的事，使他极受感动，他主动坦白说，他曾经贪污过几斤芝麻。

　　大教授帮小会计查清了账目，当时被传为美谈。

　　这件小事也说明：搞“四清”，搞任何运动，都必须有科学的态度，绝不能搞“逼供信”。

　　“文革”之初的于光远

　　“文革”之初，因为“二月提纲”没有涉及于光远，所以他当时还比较轻松。我已经被点名批判，而且批判的来势很猛。

　　一天，中宣部组织大家去沙石峪参观那里“千人万担一亩田”的造田成就，顺带参观东陵。我已经是被揪出来的批斗对象，于光远还是要我一起去，大概是想解除一下我的紧张情绪吧！

　　在汽车里，于光远对我说：“你现在这个情况，再在中宣部工作很难了，到哲学所自然辩证法组去吧！”

　　他不是抛弃我，而是安慰我、爱护我。然而他对形势的发展完全估计不足。不久，砸烂中宣部“阎王殿”，部长、副部长、处长、副处长，都被当作“阎王”、“判官”揪了出来，于光远自己也被揪出来了。不单涉及“二月提纲”，不单涉及“方求”文章，还涉及整个中宣部。连哲学所的造反派也来中宣部煽风点火，也来要我写交待和检查，也来揪斗我和于光远。有一次哲学所批斗于光远，还要我去陪斗。

　　记得于光远曾向人描述他的第一次挨斗，形容他被戴上高帽子的状态怎样可笑。看来他是故作轻松，其实弛的心情是不可能轻松的。

　　2007年6月26日整理成稿．7月8日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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