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一九四五年十月对他那几篇文章所提的批评，我已经知道他完全没有接受，是对牛弹琴，因此对他在一九四六年补充发表的那两章——那两章进一步加深他的错误——再提出批评意见的积极性也就完全没有了。

　　一九五五年人民出版社重新出版这本书之后，蒙陈伯达看得起我，在封面上印上他的名章，赠送了我一本。拿到后翻了一下，我提过意见的地方仍一字未改。如今这本书还在我的书柜里。

　　我以为这件事到此结束，没有想到还有下文。

　　大概是一九六五年下半年，那时我和张劲夫兼任了国家科委的副主任、科委党组成员。有一天陈伯达把张劲夫找去(陈伯达那时还兼着中国科学院副院长，院长是郭沫若，张劲夫是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兼党组书记)说，他考虑把列宁提出的“共产主义等于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这个公式改动一个字，改成“共产主义等于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子化”。要张劲夫把他的意见带到国家科委党组讨论一下，听听党组各位同志的意见。

　　在一次党组会上，张劲夫转达了陈伯达这个要求。主持会议的聂荣臻要大家发言。结果会上谁也不讲，连张劲夫本人也没有发言，只有我讲了这么几句：“列宁这个公式的含义是建成共产主义依靠两条，一是要靠苏维埃政权这个政治上层建筑，一是要靠高度的社会生产力。在当时列宁所理解的最高的社会生产力是全国电气化。因此列宁提出了那样一个公式。现在看来当然不再是这样，因此原则上可以改。我认为全国电子化这一条很重要，通讯靠它，许许多多新工艺靠它，生产自动化也靠它。但是现代的技术中还有新材料、新能源(特别是原子能和平利用)等等，用‘电子化’三个字还不足以全部概括新技术的发展。”

　　党组开会之后没有下文。我想这件事也就完了。没有想到文化大革命爆发后的一九六七年初，中国科学院几个红卫兵来“审问”我，要我交待在延安的时候，怎么成了“陈伯达同志的老对头”。我一听就明白，指的就是我对他的那篇文章提出批评这件事，因我在延安与陈伯达唯一的一次接触就是在杨家岭他窑洞里见面谈话。但是我想来审问我的红卫兵不会清楚这件事的原委，就矢口否认有老对头这件事，并且讲了一通我和陈伯达关系如何好，他演讲时我常当他的翻译等等。结果这件事真被我“蒙混了过去”。其实那次我真是为他好，完全是“与人为善”，而且完全属于“学术问题”的范围。我真没有想到他会因此记了我的仇。我终于明白那次在他讲的话中那句“终生不忘”的分量。

　　又有几年过去了。到了一九七二年，我还没有“解放”，但已从宁夏中宣部干校回到北京。一次我走在王府井大街北头美术馆附近，遇到了清华同学王天眷。他是学物理学的，是一个技术专家，在中科院系统做科研工作。一见到我他就说，“现在你的处境一定好多了吧？”我问他这话从何说起？他说“陈伯达在延安不就是你的老对头吗？现在他倒了，在庐山会议后全党都在进行批陈整风，你不就翻了身吗？”我问他：“你怎么知道陈伯达是我的对头？”他说，“在我们科学院革命造反组织出的小报上登了这一回事。张劲夫在你们科委党组讨论了陈伯达的那句话之后，向陈伯达作汇报时，陈伯达听说你发言不完全赞同他的主张后，就对张劲夫说：‘于光远吆，在延安时就是我的老对头吆。’”王天眷说，“小报上没有讲你如何成了陈伯达的对头，我不清楚，你自己一定会清楚。”我这才知道前几年中国科学院的人来审问我的由来。到那时，这事的前前后后经过了二十七年。

　　一九九七年十二月，一九九八年二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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