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整风起陈伯达的地位突然提高很快。我这个人对人事升迁一向不那么注意，可是连我都感觉到了这一点。特别是一九四三年夏天他署名的长文《评<中国之命运>》在《解放日报》头版以整版的篇幅发表，使得我和一起工作的许多同志都有这样的感觉：陈伯达一下子成了我们党内一个很重要的人物。《评<中国之命运>》是一篇很长的文章，气魄很大，完全是代表党中央的口气，后来出了单行本。中央机关总学习委员会指定此书作为各单位必读的学习书。《中国之命运》是蒋介石一九四三年初发表的、当作国民党“干部必读”教材的一本书。当时我正在被审查抢救，没有看到。蒋介石这本书的基本内容我是从陈伯达的评论中知道的。据说这本书是陶希圣为蒋介石写的。陈伯达的那篇文章，提得那么尖锐、驳斥得那么有力，我不得不佩服。当时我就想，这篇文章一定是经过毛泽东看过改过的。但是文章的底子总是陈伯达的。党中央决定用陈个人名义发表也说明陈伯达在党内的地位大大提高。

　　两年之后党的七大召开，毛泽东在所作的开幕词中，把《论联合政府》和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并提，作为中国之命运的两种。这个开幕词在传开之后，更使我感到陈伯达那篇文章的分量。

　　一九四一年八月一日党中央作出《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其中有两条是关于调查研究机构的：“中央设置关于调查研究机关，收集国内外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及社会阶级关系各方面材料，加以研究，以为中央工作的直接助手”；“各中央局、中央分局、独立区域的区党委或省委、八路军、新四军之高级机关，各根据地高级政府，均须设置调查研究机关，收集有关该地敌友我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及社会阶级关系各方面材料，加以研究，以为该地工作的直接助手。同时供给中央以材料”。

　　我从中央青委机关被输送到西北局第四局，所根据的就是这个决定。而在党中央设立的那个机构便是“中央政治研究室”。建立时调了不少在延安工作的、研究能力比较强的年轻人去那里。陈伯达担任了这个研究室的主任。陈伯达有了这个研究室的工作人员为他收集材料，写书就方便多了。《窃国大盗袁世凯》、《中国四大家族》大概都是他当了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后写的。特别是“四大家族”的提法，后来成了党的文件的标准提法。这个时期，陈伯达的创作能力达到了很高的程度，的确使许多人包括我在内对他佩服。

　　在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出乎意料之外，陈伯达被选上了中央候补委员。七大选举的中央委员只有四十四名，大都是中国共产党事业的开创者。候补中央委员，只有三十三人。候补委员的政治分量也很不轻。在候补委员中陈伯达排在第三名。在他之前是廖承志和王稼祥。排在他之后是黄克诚、王首道、黎玉、邓颖超、陈少敏、刘晓、谭政……。王稼祥在七大之前是政治局委员，有很高的地位，现在降到候补中委的地位。在延安整风运动中高级干部学习两条路线的斗争，因此都懂得要从党的历史上的路线斗争来看干部。陈伯达一下子提得这么高，一定是站在了正确路线上。

　　总之到那个时候，陈伯达在我的心目中的地位相当高大。除了在两条路线斗争中他一贯站在正确立场上，还有一条便是他在理论上的突出贡献，在七十七个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中，专门从事理论研究的除他之外似乎没有第二个人。

　　从一九四五年十月二十六日起陈伯达在延安《解放日报》发表他的长文《近代中国地租概说》。每天在第四版上登一整版，连登了三天。一共发表了“地租形式”、“地租量和地租率”、“近代地租发展的诸特征”、“战时地租掠夺在国民党统治区变本加厉”这样四章。全文没有登完。隔了半年，到一九四六年二月十日又接着以整版篇幅发表了第五章。隔了两个星期又发表了一篇《近代中国农业的剩余劳动率》。后来出书时把这篇文章作为全书的第一章，其他各章摆在它的后面。这六大版，篇幅共有六七万字，不算一本巨著，也够得上是一部专著了。

　　大家都知道，土地问题或农民问题是中国民主革命中的根本问题。从列宁的许多著作，尤其是《两种策略》中，大家早就学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直接任务是反对封建，解决封建社会遗留下的地主和农民之间的矛盾；无产阶级领导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是一般地废除私有财产，而是一般地保护私有财产，只是要把封建地主所拥有的土地转为农民的土地。早在孙中山时代，他就提出“平均地权”，“耕者有其田”的口号。我们党的革命，在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抗日战争时期都是这样。不过在北伐战争时期，解决农民土地还只处在初步发动阶段，在土地革命时期则在苏区实行没收地主土地分给农民的办法，抗战时期改为减租减息的政策。四十年代党正在研究在解放区和将来在全国如何解决土地和农民问题。因此在中央作出《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后，全党都用很大力量去研究土地、农民问题，把这作为最重要的研究课题。

　　我所在的西北局第四局陕甘宁边区问题研究室也就把边区土地问题加上农业问题作为重点的重点去研究。我们这个研究室的经济组一成立，西北局书记高岗就亲自带队去绥德米脂进行调查。调查的结果由柴树藩、彭平和我三个人执笔写成一本《绥德米脂土地问题的初步研究》，三人署名印成了一个小册子。张闻天则自己带队去米脂杨家沟进行调查，写出一本《杨家沟调查》。我们西北局写的这本书，陈伯达一定看到了。张闻天带队去杨家沟所作的调查，由于吸收了中央政治研究室一些同志参加，陈伯达应该知道得更清楚。但是他似乎不重视这种研究。一直到党的七大召开，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用专门一节论述土地问题之后，他才动手写土地问题的文章。他写土地问题的作法与张闻天和西北局不一样，他不去利用根据地的同志所作的调查资料，而是引用国民党统治区乃至抗战前进步学者们写的那些书，定了一个《近代中国地租概说》的大题目，着手论述。我觉得他这么做，不可能对实际情况掌握得深入具体，但也不失为一种研究方法，因此此文一发表我就注意仔细地阅读。进而觉得他为自己立下的不是去复述马克思的地租论，对马克思的地租论做通俗的解释工作，而是去研究中国近代地租的现实问题，是一种真正的理论研究工作。但是我读这篇长文同读他的《评<中国之命运>》不一样，因为对土地问题我自己也做过一番研究。我对土地问题的研究在一九四三年虽然由于审干、抢救、甄别等不得不中断，但是一直注意，而且在知道列宁对考茨基写的那部《土地问题》很称赞之后，我动过一个想写一部关于土地问题的理论著作的念头。因此在我看到他这篇文章的题目后认为它对我一定有用，对之抱有较高的希望。但是一连看了三天，越看越觉得他的分析论述不但很肤浅，一知半解，而且概念是混乱的，认为必须写信给他，指出他的错误。于是我就拿起笔来写了一封几千字的长信给他，这是一九四五年十月底十一月初的事情。那时组织上已经决定我所在的延安大学很快就要离开延安出发到张家口和东北解放区去。但是我还是抓紧时间写这封长信，写好之后很快地寄给了他。

　　对他提出的批评意见，主要有这么几点：

　　一、他在四章中几乎用全部篇幅写了“地租形式”和“地租”“地租率”的问题，而没有对“近代中国”有关土地的经济问题作什么论述。文中他批评“反革命的托洛茨基主义”没有把地租和整个社会生产力、整个社会生产方式、整个社会经济结构联系起来看，但是自己却正好也没有对整个近代中国社会生产方式

　对当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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