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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28日指示信(即“九月来信”)的精神和创建红军以来的基本经验，主持起草了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草案。12月底，在福建上杭古田主持召开红4军第九次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即《古田会议决议》)，决议规定了红军的无产阶级性质和基本任务，强调了红军必须置于中国共产党绝对领导之下的建军原则,明确了红军中政治工作的地位,解决了如何把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革命军队，建设成为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这个根本性问题。决议在中共领导的人民军队的建军史上起著长期的指导作用,是建党建军的纲领性文献。1930年1月,撰写《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阐明了中国革命必须坚持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必须用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发展去促进全国革命的基本思想。指出“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和半殖民地农民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并且无疑义地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这一理论标帜著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必须走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思想的形成。1930年2月7日，在江西吉安陂头主持召开红军第4、5、6军军委和赣西特委联席会议，成立共同前委,任前委书记。8月，同朱德率领红1军团与彭德怀率领的红3军团在湖南浏阳永和市会师后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任总政治委员、前委书记。9月，在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同年10月底至1931年9月,蒋介石先后三次调集重兵对红一方面军和中央苏区发动“围剿”，他提出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与朱德指挥红军有计划地实行战略退却,待敌深入根据地后，在其兵力分散、部队疲劳、士气沮丧的情况下，集中兵力，于运动中各个击破，打破了国民党军连续三次“围剿”，使组成中央苏区的赣南、闽西两苏区连成一片，并得到了巩固和发展。在这期间，使红军在战略上以弱胜强、在战术上以多击少的作战原则得到完成。1931年先后任中共苏区中央局委员、代理书记,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兼总政治部主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1934年被补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1931～1934年间,毛泽东提出的关于中国革命的策略思想和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受到执行“左”倾冒险主义的中央领导人的反对。1932年3月，中共苏区中央局之江口圩会议，拒绝了他提出的向敌统治力量薄弱，党的力量较强，群众基础较好和地形条件有利的赣东北方向发展的正确的战略方针。10月上旬的宁都会议，又对他在红军中实行的战略方针和战术原则，进行了错误的批评和指责，并免去他在红军中的领导职务，仅保留苏维埃政府主席一职。1933年1月，中共临时中央被迫由上海迁入中央苏区。3月间,蒋介石对中央苏区的第四次“围剿”被粉碎之后,9月,又集中50万兵力发动第五次“围剿”。由于中共临时中央继续实行军事冒险主义，要求红一方面军执行“不放弃苏区一寸土地”的阵地战方针,致使红军连续遭到严重挫败并陷入日益缩小的包围圈。国民党军推进至中央苏区腹地，红军主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他随同中共中央和红一方面军主力于1934年10月撤出中央苏区，进行长征。红军长征冲破重重阻拦，渡过湘江后，在遭到严重损失和国民党军队重兵围堵的紧急关头，他说服一些中央领导人，放弃原定向湘西转移的计划，改向战斗力比较薄弱的地方军阀统治的贵州进军，使红军摆脱了险境。1935年1月，在贵州遵义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遵义会议)上，他批判了“左”倾冒险主义在军事上的严重错误，阐明红军在长期作战中形成的战略战术基本原则，受到参加会议的大多数人包括张闻天、王稼祥、周恩来、朱德的支持，并被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这次会议在事实上确立了他在红军和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挽救了中国共产党、中国红军和中国革命，是中共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捩点。会后组成了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三人小组,负责指挥红军的行动。从1月至5月，红军在川黔滇边界地区，实行高度灵活的运动战，声东击西，迷惑敌人，迂回穿插于国民党重兵集团之间,四渡赤水。随后又南渡乌江，威逼贵阳，乘虚疾进云南，巧渡金沙江，从而摆脱了数十万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取得了中央红军主力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6月，指挥部队翻越夹金山，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坚持中共中央关于北上创建川陕甘根据地的方针，拒绝张国焘企图要挟中共中央南下四川、西康(今分属四川、西藏)边界地区的冒险主张，果断地率领红1军、红3军(即红1、红3军团,后整编为陕甘支队)继续北上。10月到达陕甘苏区的吴起镇(今吴旗县城)，与红15军团会师。11月，成立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任主席。同时恢复红一方面军番号，任政治委员。继而指挥直罗镇战役，歼敌1个师又1个团，彻底粉碎国民党军对陕甘苏区的第三次“围剿”,为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奠定了基础。
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华北事变”，日益加紧扩大对中国的侵略。国民党政府继续推行妥协政策,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同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陕北瓦窑堡召开会议，决定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政策。会上他根据全国形势和中共的总政策，提出把国内革命战争同民族革命战争结合起来， 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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