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唯物史观及辩证法使学人们在社会的、历史的层面对研究对象的把握更趋全面；但另一方面，由于主、客观种种原因，马克思主义也曾一度被人们歪曲为庸俗社会学和阶级斗争论，给学术研究带来了负面影响。李贺研究也被殃及，在“文革”前一些集体编著的文学史中，李贺常被看作是出身贵族的反现实主义的诗人而受到批判。“文革”十年中，由于毛泽东对“三李”诗的喜爱，李贺头上又被一些人戴上法家诗人的桂冠，并出现了一批李贺诗歌的注本。这些注本尽管多是从儒法斗争的片面角度阐释李贺诗歌，但毕竟推进了李贺诗歌的普及工作，可谓不幸中的大幸。新时期以来，随着各学科系统的拔乱反正，李贺研究出现了新的气象。不仅传统笺释学得到长足发展，多元化的研究格局和研究方法也出现在李贺研究中。

一、传统笺释学的发展

李贺研究中笺释学的诸多成果集中出现在1980年前后，斯时风气初开，专家学者在当时发表的一批李贺研究札记，如钱仲联《读昌谷诗札记》、张永言《李贺诗词义杂记》、尤振中《王琦〈李长吉歌诗汇解〉拾补》、《昌谷诗札丛》、吴企明《王琦〈李长吉歌诗汇解〉补笺辨正》[1]等，对考释李贺诗歌都有新的发见，使许多字词获得了更为合理的解释。如钱仲联考《仁和里杂叙皇甫湜》“崆峒叙别长如天”的“崆峒”为洛阳之代称，就纠正了王琦以“崆峒”为山的望文生义。考李贺做《高轩过》时皇甫湜官殿中侍御史，也纠正了朱自清《李贺年谱》以其为监察御史的错误。

李贺诗歌的笺注，有不少新的成果。据笔者统计，中国内地共出集注本一种，全注本四种，选注本十六种。另有校点本一种，索引和资料汇编各两种。

集注本即王琦《李长吉歌诗汇解》、姚文燮《昌谷集注》、方扶南《李长吉诗集批注》三家汇编本，曾多次重印，至今仍是李贺诗集中流传最为广泛的本子。

四种全注本则各有特色，叶葱奇的《李贺诗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除注释字词外，另作疏解，较为简明可读，但其中文字错讹、疏注勉强处亦为数不少。[2]刘衍的《李贺诗校笺证异》（湖南出版社，1990年）兼校勘、版本、笺证为一体。他以宋元善本校勘王琦本文字错讹上百处，并在附录部分对李贺年谱、版本情况做了梳理[3]；笺证是该书的主要部分，或析其情趣题旨，或指点层次脉络，或辨真伪，用力甚巨。刘著优长在其往往能罗列诸家之说，择善而从，但自出己见而又有确凿证据之处不多。徐传武的《李贺诗集译注》（山东教育出版社，1992年）将李贺诗歌全部译成白话，是一部偏重普及的著作。王晓强的《李贺诗解谜》（山东友谊出版社，1998年）以近八十万字的笺注，分析了李贺诗歌中“变言法”、“迷离句”、“错综句法”等修辞手法及背后掩盖的诗人深心。认为李贺诗歌有五分之三以上为讽喻皇帝而作，对李贺诗“理不胜辞”的指责，乃是因看不懂李贺诗歌中特有修辞法而导致的曲解。由于观念在先，王氏书中虽不乏精见，但亦常失之穿凿，如认为《还自会稽歌》等诗是李贺为拒绝李师道罗致所作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选注本中，吴企明、尤振中的《李贺诗选析》（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参校宋元明清诸本，注解精当，是较好的选本。陈苍麟的《李贺哑谜诗歌新揭》（文津出版社1990年）介于论著与诗选之间，其选诗旨在论证自己认为李贺诗歌故意运用飞白等修辞手法，以掩盖其诅咒昏庸唐帝之意图的说法，与王晓强之说异曲同工。

资料汇编及索引类成果，以吴企明的《李贺资料汇编》（中华书局1994年）最为重要。吴著辑录从中唐至“五四”一千余年间的李贺评述，涉及诗文别集、总集、史书、类书、诗话、词话、笔记、书录、序跋等三百多种，并对资料的重出、异同、误失等也给予必要的辨正与说明。是研究李贺的重要工具书。 陈治国《李贺研究资料》（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除古代资料外，还辑录了二十世纪文学史及学术论著的一些评论资料，有一定参考价值。唐文、尤振中等编《李贺诗索引》（齐鲁书社1984年），栾贵明、田奕等编《全唐诗索引·李贺卷》（中华书局1992年），也为李贺诗歌检索统计提供了便利。

另外，作为笺释学基础的版本校勘学也出现了一些令人关注的成果。校勘学上，林同济的遗稿《李长吉歌诗研究》（《中华文史论丛》1982年第1辑）解开了不少李贺诗歌中的死结。如他广征诸引，将“麻衣黑肥冲北风”（《野歌》）之“黑肥”，看做是“黑帊”的形讹。认为“麻衣黑帊”皆指举子之服。可以说是解决了李贺诗歌中的一个千古疑难。版本学上，尤振中《李贺集版本考（初稿）》[4]将所见历代李贺诗集版本一一条分缕析，并附李贺集主要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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