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氏首先从大处着眼，分析了中唐诗歌异于盛唐的原因。他指出唐代文学是南北文学的调和时期，盛唐是南北诗体调和的最纯熟时期，中唐则是这种纯熟的反动时期，而安史乱后，中和纯正之音，已不能满足乱后人们需要强烈刺激的要求，还有民间与庙堂音乐的大混合，都促使了韩愈、元白、李贺等诗人及其相应诗体的出现。接着，他又结合李贺自身的性情，对其“冷、艳、奇、险”的诗歌特征做了细致考察：他认为“奇险”是对盛唐格律中和的反动，适应了社会在乱后需要强烈刺激的需求。“冷”是社会衰疲的反映，出于李贺身体的衰弱和遭际不良形成的消极性情。“艳”是李贺青年的情调和乐府曲词本身特征的体现。这样，就从文学自身演变的规律、社会现实以及李贺个人的体质心态、审美趣味等多方面探索了李贺诗歌生成的必然性。

王氏还分别从诗歌体裁、诗歌意境、诗歌艺术手法三方面对李贺诗歌的艺术成就进行了分析。他抓住李贺诗歌体裁中多乐府的现象，指出在乐府诗歌中李贺“是创造反格律反骈偶的最纯熟的诗体的诗人”。并进一步指出了这种反骈偶倾向的历史根源，认为诗的格律自六朝开始提倡，到初唐而发扬光大，安史之乱后的诗人，因多曾亲历乱世而情感多变，应制式的板滞格律再也不能满足他们的需要，因此普遍出现了反骈偶倾向。由于他注意把李贺放到历史中去做宏观考察，注意到诗体与情感表达的关系，所得结论较为可信。王氏又从诗的音调、颜色、“鬼气”和感伤字的运用诸方面论述了李贺诗意境感伤的具体表现。在论述李贺诗歌用字的特点时拈出“丽、怪”二字，并分丽为“直接表示”，即字义直接表示感官所见、所触、所嗅，如红、柔、香等；“间接表示”，即字义表示一件丽物，如花、玉等。分怪为“加倍的写法”（即夸张）；“物类的人格化”（即拟人）；“间接虚拟法”（即通感）以及“将人所不常见之物——如玃獦龙凤鬼怪等——入诗；又常以人所不常联用的字来联用——如古血，古龙等——使读者发生新奇之感。”就分析的精确与细致而言，实是前所未见。

王氏书中还考证了李贺的生平，论述了李贺诗歌的影响，最后编制简单的李贺年谱，多角度地对李贺诗歌作了观照。其见解之精，研究方法之细，直到今天仍使人开卷受益。
三、钱钟书《谈艺录》中的李贺论

钱钟书的《谈艺录》初版于1948年，由上海开明书店印行。全书共91则，有关李贺的多达9则。无论考订史实，分析诗歌，都能通幽钩玄，曲尽其妙。就李贺研究角度的新颖、眼光的宏大、开掘的深刻来说，钱氏之论至今犹能领一代风骚。钱氏在《谈艺录》初版中的李贺研究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辩证地指出李贺涉世未深，刻意为诗的特点：“长吉铺陈追琢，景象虽幽，怀抱不深”，批评姚文燮、朱轼、陈本礼等人以史事附会李贺诗歌，务求坐实，将李贺看作“寄意于诗之屈平”的做法是“强为索隐，梦中说梦。”但同时指出李贺诗歌中又确有含义深刻的诗作，不能视而不见：“若偶然讽喻，则又明白晓畅，如《马诗》二十三绝，借题抒意，寄托显明。又如《感讽》五首之第一首，写县吏诛求，朴老生动，真少陵《三吏》之遗。”以辩证的而非片面绝对的眼光来对待李贺及其诗歌，钱氏之论明显比张、姚、朱、陈等人的论述更具说服力。

二是高屋建瓴，注意联系时代，从哲学的高度来分析李贺诗歌。钱氏指出李贺诗中有两大主题：一为“侘傺牢骚，时一抒洩”，一为“于光阴之速，年命之短，世变无涯，人生有尽，每感伤低徊，长言永叹。”他又把这两种类型的诗歌放到整个时代去考察，在与李白、杜甫、韩愈、孟郊等人的诗歌比较中见出李贺诗歌风格的独特：“（贺诗）皆深有感于日月逾迈，沧桑改换，而人事之代谢不与焉。他人或以吊古兴怀，遂称及时行乐，长吉独纯从天运著眼，亦其出世法，远人情之一端也。所谓‘世短意常多’，‘人生无百岁，常怀千岁忧’者非耶”。这已不仅仅是古人所强调的“知人论世”，而更多地从人生哲学的高度深化了对李贺诗歌的认识。

三是指出了李贺诗最大的特点在于“修辞设色”。而“谋篇命意，均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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