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剑

李贺是中唐有代表性的诗人之一。他的诗，风格瑰丽奇峭，意象繁密跳脱，用字坚锐狠重，给人以梦的迷幻，力的震撼，美的享受，被誉为唐诗的一朵奇葩。研究李贺者代不乏人，构成了唐诗研究的重要一支。

二十世纪前的李贺研究，多存在于大量的诗话、笔记中，或训释名物，或考订诗句，或探索本事，不同程度地涉及到了李贺其人其诗。但其形式十分零散随意，又往往用儒家伦理标准来衡量李贺诗歌，较少关注其艺术价值，缺乏系统的研究探讨，这种状况直到二十世纪才有所改观。

上篇 二十世纪前期的李贺研究（1900—1949年）

二十世纪前期是中国传统文化走向近代化的转型期和衍生期。白话文的普及，西方思潮的涌入，一定程度上促使了小说戏曲研究的发展和系统文学批评观的初步形成。李贺研究中，一方面，传统研究余波未衰，并亟待进行一次大的清理和总结；一方面，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出现了一部分运用唯物史观来研究李贺的学者；还有一部分人，留学西洋归来，中外贯通，用比较文学的方法，拓展了李贺研究的视野。其中，朱自清的《李贺年谱》、王礼锡的《李长吉评传》和钱钟书的《谈艺录》分别是运用传统考证、唯物史观和比较文学的方法研究李贺的代表作，成为此期李贺研究的主要成果。

一、梳理诗人一生事迹的《李贺年谱》

李贺华年早逝，其生平事迹在《两唐书》及其他文献中记载颇为简略，且多涉神异，未足徵信。李贺本人只留下了二百多篇诗歌，没有其它作品或文字传世。而李贺诗风的虚荒怪诞又使其诗歌所能透露的客观消息极为有限。这就造成了李贺年谱撰写的困难。二十世纪以前，只有清人许昂霄做过《李长吉年谱考证》一卷，但已散失。其他则多是对其生平的零星考证，缺乏完整的传记研究。而1935年朱自清的《李贺年谱》（《清华学报》10卷4期，1935年10月）既考李贺家世交游，又详考李贺行踪仕历及诗歌系年，将李贺一生系统地展现在人们面前。朱谱的价值主要体现为两方面：

一是较为准确和全面地提供了一份李贺生平简历。李贺仕履，诸家皆爱举其“举进士”却因父讳被诋毁之事，但此后关于李贺行踪的记载则往往语焉不详，或竟以任奉礼郎一语带过。朱谱则以大量李贺诗歌为据，认为李贺“举进士”未果后曾官奉礼郎三年，后因久不迁调，托病辞归，次年又往潞州依张彻，度过了三年游幕生活，归乡而卒。此后，长安三年——病归昌谷——潞州游幕，就成为李贺后期生活的基本线索而被学术界接受下来。关于李贺的家世交游，朱谱在广泛吸收前人成果的基础上，经过仔细考辨，指出李贺出唐大郑王李亮一系；贺父晋肃，边上从事；母郑氏；另有妻、姐、弟各一，族兄数人，交游有姓名可考者十四人等，基本理清了李贺的世系和社会关系。朱谱还根据李贺诗多南方风景，推测李贺曾游历南国，此论被学界普遍采用。

二是给大量诗歌以较为合理的系年。朱谱注重将李贺行踪与其诗歌系年结合起来研究，他考李贺行踪往往以李贺诗歌为据，反过来又将行踪做为诗歌系年的标尺。如定《李凭箜篌引》、《京城》、《官街鼓》等描写长安风物的诗歌为在京师时所做；《春归昌谷》、《经沙苑》、《过华清宫》、《新夏歌》诸篇乃辞官归途中作品等，使人从编年角度首次对李贺诗歌有了较宏观的把握。其中考《高轩过》一诗作于元和四年，不但纠正了旧说李贺七岁作《高轩过》的讹传，还为了解李贺当时的处境和心情提供了佐证，是论断李贺生平遭遇的重要材料之一。

朱谱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历代特别是明清对李贺生平零散的考据成果需要一次清理和总结。1908年田北湖的《昌谷别传并注》、1930年出版的王礼锡《李长吉评传》和1933年阎崇璩的《李长吉年谱》（清华大学毕业论文，因未发表，影响不大）也为朱谱提供了较为丰富的资料和方法上的借鉴。从某种意义上看，朱谱是对前此李贺生平研究的一次总结和发展。他所确立的李贺年谱研究模式，至今仍被沿用。
二、第一部李贺研究专著——《李长吉评传》
前代的李贺研究，因传统研究的随意性、体悟性多少带有随心所欲的色彩。因此虽然资料考证或诗歌笺注成果累累，但上升到时代高度对李贺做一宏通全面考察的著作还不曾出现。随着新文化运动的深入发展，西方发达的传记文学影响到了中国，反映在文学研究上，出现了撰写人物评传的热潮。司马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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