珠海出版社2002年版《李贺全集》，清人王琦注。每首于王琦注解之后，又附历代诗家评注。如众人围坐，各抒已见，非一家之言，琳琳琅琅，诚为可观。总其评论，列其要点，辨析良莠，虽力不逮，勉而为之，权作笔记。

李贺逝十五年，杜牧应贺友沈亚之嘱作《李长吉歌诗叙》，曰“云烟联绵，不足为其态也；水之迢迢，不足为其情也。春之盎盎，不足为其和也。秋之明洁，不足为其格也。风樯阵马，不足为其勇也。瓦棺篆鼎，不足为其古也；时花美女，不足为其色也；荒国陊殿，梗莽邱垄，不足为其怨恨悲愁也；鲸呿鳌掷，牛鬼蛇神，不足为其虚荒诞幻也。盖《骚》之苗裔，理虽不及，辞或过之。……求其情状，离绝远去笔墨畦径间，亦殊不能知之。贺生二十七年死矣！世皆曰：使贺且未死，少加以理，奴仆命《骚》可也。”此论一出，后人或以为然，或以为否，遂相争辩，泥沙珠玉互见矣。

一、传承之说

杜牧“《骚》之苗裔”之论，后人多以为然。宋人张戒有异议，其于《岁寒堂诗话》曰：“贺诗乃李白乐府中出，瑰奇谲怪则似之，秀逸天拔则不及也。贺有太白之语，而无太白之韵。”。认为贺诗源出李白，明人胡应薮作《诗薮》曰“太白幻语，为长吉之滥觞”，亦持此论。清人周容则曰长吉诗“原本风骚，留心汉魏”（《春酒堂诗话》），周全之语，亦为灼识。

古人论诗，喜用传承。但诗之风格，非传承而能论定，诗人之经历、性格由此而审美，实为根本，而论诗人多不察。长吉风格之形成，固有所承，然自家风貌，不能以骚、乐府解之。李贺，性痴，才高，家贫，运蹇，身病。性痴，辞则奇峭，呕其心乃成也。才高，意则无羁，常人不可揣也。家贫，情则悲戚，不为欢也。运蹇，韵则凝涩，有不可直道者也。身病，色则冷艳，敏于光阴之倏忽也。由此而发，亲骚而友乐府，自成风貌也。只述传承，不见真人，观其大略相似，弃其独特幽微，实古人诗论易偏颇之处也。

传承之蔽，则只见古人，不见后生，求全责备，未评前已分高下矣。常以诗仙诗圣为圭臬，稍有不合，则必贬之。如清人邓绛曰“韩昌黎有杜之骨，而无其韵；李玉谿有杜之巧，而无其雅；白香山有杜之真，而无其大；李昌谷有杜之怪，而无其学；元遗山有杜之气，而无其才；吴梅村有杜之俊，而无其雄。其他具体者已鲜矣，而皆自负为能学杜。”（《藻川堂谭艺》）真老学究之语。此等诗论，误人不浅。后生学子，一学诗，非李即杜，如何独创蹊径，超越樊篱，而与李、杜比肩耶？

对于李贺诗风的形成，亦有见识者，所论细致入微，诚为可贵。摘录如下：

“贺既孤愤不遇，而所为呕心之语，日益高渺，寓今托古，比物征事，大约言悠悠之辈，何至相吓乃尔。人命至促，好景尽虚，故以其哀激之思，变为晦涩之调，喜用鬼字、泣字、死字、血字，如此之类，幽冷溪刻，法当夭乏。”（明·王思任《李贺诗解序》）

“余读长吉之诗，窃以为似扬雄之文也。其幽思诘屈，奇采陆离，寄兴无端，《离骚》与伍。世之论者，辄议其险怪艰难，有心雕缋，则惑之甚。夫以昌谷之才，髫龄惊众，而媢忌者流阻其进用，使之阸塞不伸，情菀志懑，发为歌诗，舒写郁抱，宜其龙腾虎攫，波谲云诡也。而浅者以凡近测之，是元轻白俗转擅胜场矣。无怪宋儒以艰深病子云，是乌知子云？是乌知昌谷？”（清·张澍《养素堂文集》）

“贺之为诗，其命辞、命意、命题，皆深刺当世之弊，切中当世之隐。倘不深自韬晦，则必至焚身。斯愈推愈远，愈入愈曲，愈微愈减，藏哀愤孤激之思于片章短什。” （清·姚文燮《昌谷诗注自序》）

二、辞理之辨

杜枚在《李长吉歌诗叙》中，亦说“理虽不及，辞或过之”。宋人张戒《岁寒堂诗话》曰：“元白张籍以意为主，而失于少文，贺以词为主，而失于少理。各得其一偏。故曰：‘文质彬彬，然后君子。’”空言重文重理为偏，实不知诗者。古人评诗，有不求甚解处，一时所想，妄下断语，后人亦不辨，以至陈陈相因。此又一病也。宋刘辰翁就比张戒有见识，曰：“樊川反复称道形容，非不极至，独惜理不及《骚》。不知贺所长正在理外。”（《笺注评点李长吉歌诗》）。清人贺贻孙《诗筏》对杜牧的评论亦发疑问：“夫唐诗所以穷绝千古者，以其绝不言理耳。……楚骚虽忠爱恻恒，然其妙在荒唐无理，而长吉诗歌所以得为骚苗裔者，正当于无理中求之，奈何反欲加以理耶？理袭辞鄙，而理亦付之陈言矣，岂复有长吉诗歌？又岂复有骚哉？”清人董伯音亦曰：“至谓其理不及，则又非矣。诗者，缘情之作，非谈理之书，显而言理则有礼”（《协律钩玄序》）。实为明鉴之言。

李贺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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