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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熟的广告公司里选两个人跑市场,她只在宏观上调控一下。我说别忘了李宇和朝阳的前车之鉴啊。她说不会的,她会想办法控制的。我说看你文文静静的,怎么野心那么大?听了我的话,芬芳露出惯常的笑容,温柔而调皮。
没过几天我办事时经过芬芳的公司,上楼去看了看她。她每个休息日都像正常上班一样呆在公司里,没有工作就抽空补习外语。我们只聊了几句就被人打断了,是两个看上去很朴实的女孩子。我告辞出门时,芬芳低声说了一句,她们就是我从广告公司里选出来的发行人员。我问她,已经定下来了吗?芬芳说差不多了。
等电梯时我想,也许哪一天芬芳会指着一个几十层的写字楼告诉我,这楼是属于她的。
有一天晚上芬芳打电话来,说想给她大姐买个按揭的房子。如果说芬芳还能依赖谁的话,我想就是她的大姐了。我建议她买有房产证的旧房,以她大姐目前的经济状况,每月近两千块钱的按揭,压力太大了。芬芳笑笑说,我再好好考虑一下吧。她接着问,我们有多久没见面了?我说一个多月了吧?她说改天见个面吧,秋天转眼就过去了,现在已经初冬了。我说再见面时我们吃火锅好了。
两天以后,我在夜里接到芬芳大姐的电话,她问我认不认识脑外科医生?我说找兰淇呀,她老公不正是脑外科的医生嘛。我把兰淇电话号码给了她,她说谢谢。我说谢什么。收线后我看了一眼表,已经是凌晨两点钟了。
从我们认识的那天起,芬芳就是一副乐于助人的形象,她像个蜘蛛一样罗织了一张网,随时准备把陷入困境的朋友打捞出来。
第二天一早我接到兰淇的电话,约我去医院。我说好端端的去医院干吗?她很奇怪地问我,芬芳把头摔破了你不知道吗?我想起昨夜的电话,我说难道是芬芳摔了头吗?兰淇说可不就是她嘛,昨天夜里芬芳大姐打电话给我,说到一半就哭了。偏偏长江昨天值夜班,他这人就是这样儿,有事儿时从来指望不上。我说那我们赶紧去看看吧。
我们约在医院门口见面,除了兰淇长江,姚那也来了。姚那早几年就下来做了医药代表,和医院里的人熟络得很。我们往神经外科进时被拦住了,姚那笑嘻嘻地说了两个医生的名字,说我们是来找他们谈事情的,把门的人上下看了看我们,放我们进去了。
神经外科的走廊乱成一团。一个男人躺在担架上,人事不省的样子。兰淇和姚那让我等着,转眼就不见了,最先进去的长江也没影儿了。我孤零零地站在走廊,不知该往哪间病房走。两个护士来到担架旁,给那个男人剃头,估计是要上手术台了。家属们围在身边,走路的人得擦着他们后背才能过去。
我觉得有点儿头晕,医院里的混浊不清的气味儿让我恶心。长江突然又出现了,他把我拉到窗口,虽然是冬天了,可有个小窗子还开着。他说我脸色很难看。
冷风吹得我清爽了一些,但仍旧很不舒服。兰淇和姚那从医生办公室出来,朝我们走过来。我问芬芳在哪个病房。兰淇说了一个名字,我没听懂。她就向我解释,是危重病房。没等我追问,她自己先说道,芬芳怎么会进危重病房呢?不就是摔了一下吗?
我们刚走进病房,芬芳大姐就扑过来紧紧地抱住了我。天啊,芬芳如果有个三长两短,我可怎么办啊?!芬芳大姐在我怀里哭泣着说。我往病床上看,芬芳躺在上面,七八种仪器的管子加在她身上。她甚至连呼吸也没有了,嘴里插着一个呼吸器,胸部的一起一伏全靠着它。
医生已经下病危通知了,让我们准备后事。我说我该怎么办啊?没有芬芳我还能活吗?芬芳大姐说道,她的身体异常紧张,似乎随时能抽搐起来。
兰淇抽出给芬芳的片子,拉着长江出去了。姚那也出去找熟悉的医生打听情况。值班医生把芬芳大姐叫走了,一时之间只剩下我一个人。我看着躺在床上的那个人,是芬芳没错儿,但又分明不是她。在印象里我好像连芬芳感冒的样子都没见过似的,在朋友面前,她连疲倦的神态都很少流露。
前一天晚上,芬芳跟她的几个同学一起吃饭,那是一家很有名的火锅店,他们喝酒喝到12点钟,芬芳和另外一个男生是最后走出来的,当时服务员不在,他们沿着走廊的另一个方向、顺着为员工们提供的楼梯走下去了,下楼时经过一个三米高的平台,没有灯光照明,也没有人为他们指路,两个人一起踏空了。芬芳的同学只擦破了点儿皮,而芬芳当时就失去了知觉。半个小时后她被送到就近的医院,她的一个瞳孔已经放大了,医生先给她插上了呼吸机和氧气机,然后才上台手术。芬芳受伤的部位是脑干,是神经外科的手术禁区。
芬芳大姐回来了,拉着我的手说,昨天下午我在专卖店里呢,芬芳忽然来看我,她说晚上要和同学一起吃饭。我说那就去吧,早点儿回来。她说好,临出门前,她扭回头来看我,冲我笑笑。店里关门后我回到家,心里觉得空落落的。以前,芬芳整天飞来飞去的,留我一个人在家里,我从来没有觉得家里空,但昨天晚上不知道为什么,我心里空得不行。我给她打电话,可她的移动电话欠费停机了。我只能等。越等越心慌,后来,下半夜一点多了,终于等来芬芳同学的电话,他们说芬芳摔了一下,现在在医院里。我赶到医院,他们对我说对不起,我往走廊上一看,天啊,我当时就昏过去了。芬芳大姐紧咬着嘴唇,身子哆嗦着。我抱住了她,她随时都能再晕倒。
我看着血压计上的数字,芬芳高压才二、三十,我对那些数字变得没感觉了,它们和芬芳完全没有关系似的。芬芳公司里的主管在旁边听到芬芳大姐的话,她也说,昨天夜里我心烦得要命,完全没有理由地心烦,想发脾气,想砸东西。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根本没有人、也没有什么事情惹着了我呀。后来我接到了电话,听说芬芳出事了。
你们别说这种话了好吗？我对她们两个说。我觉得她们所说的这些话比血压计上面的数字,比插在芬芳嘴里的呼吸机更让我害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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